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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

[ 2006-06-29 17:22:20 | 作者: 鲲鹏展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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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激情改革的年代,正在告别一对曾经创造了历史而现在又将被历史淘汰的英雄们。他们的史诗般的神话正如云烟般地在新世纪的星空下消散。

序言
序一:想起梁湘袁庚

  梁湘和袁庚是惟一令我在写作此书中心情既沉重又宁静的两个人。

  2004年5月9日,广东省博物馆一位老者颤巍巍地捧出两人的档案匣,让我查阅。五个小时后,当我抬起头,首先碰触到的是一张泪水盈眶的脸。这位面容枯瘦的老人就这样一直端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默默流着泪。她一字一顿地说,十年了,你是第一个来我这儿查找二人资料的人。

  一霎间,我背过身去,禁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说,袁庚今天还偶尔露峥嵘,残留在极少数人的视线和印象中,那梁湘早已是彻底地从尘世消失了。对于现在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他似乎一直没有存在过一样。如果说,深圳改革是一座中国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最皇皇巍峨的大厦,那梁袁无可争议是两根关键的巨梁。任何一场伟大的改革,都会诞生他所需要的风云人物,梁湘和袁庚就是那种为改革生,为改革死的人。

  在一些人的眼里,梁湘是一个至死都刚烈生猛的大汉。梁弟梁文森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在48年后忆起哥哥徒步奔赴延安前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的情景,流泪了。他说,没想到一个17岁的少年心这么硬。

  1981年3月,62岁高龄的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这个胸怀大志的刚烈汉子,为了深圳改革敢跟中央领导拍桌子。这个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他顶着一顶顶 “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大刀阔斧地在一片稻田里竖起了近千幢大楼。他真正打开了深圳的局面,“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

  在最初安排来深圳挂帅时,梁湘并不情愿,为此他与习仲勋大吵过一架。五年后,他黯然离职,临走时对着近千名哭成泪人的干部群众泣声说: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 他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报》记者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1980年3月,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向谷牧提出“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这个 “早熟的民主”,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他还在蛇口竖起了当时振聋发聩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对在蛇口的媒体立下规矩:“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他一再成为全国新闻人物,一再遭到猛烈的抨击。

  在主政蛇口14年期间,袁庚将一个资产1个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200亿。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平安保险公司,以及平均资本利润率列中国第一位的招商银行。

  1992年12月,这个 “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演说家的天分的”老人离休了。之后,他“一边在时间的隧道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边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沉淀河底”。

  梁湘、袁庚为深圳改革初期的并立双雄。命运戏剧性地把两个脾气一样刚烈,志向一样宏大,智慧和胸襟难分上下的人紧紧地捆绑在同一块土地,两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是“对手”。梁湘、袁庚发生过许多矛盾,不断地较量,官司打得硝烟弥漫,直到省里、中央。但两人又喻亮情深。1998年12月20日,梁湘寂去,袁庚不顾年老体弱与疾病,逐车100多公里到广州,在梁湘灵前恸哭失声------这是袁庚退休后仅有的两次亮相政坛之一,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听取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然而,即使是梁湘、袁庚这样在深圳乃至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人物,今天许多深圳人已不知二人为何人了,这不能不让我悚然一惊。

  是的,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激情改革的年代,正在告别一对曾经创造了历史而现在又将被历史淘汰的英雄们。他们的史诗般的神话正如云烟般地在新世纪的星空下消散。

  我们该不该永远记住这一段历史,这一截青春,这一群人?我们为什么一直缺乏与他们对话应具备的心理准备?我们何时才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真实的话本,帮助我们去理解观照这有着极大张力的二十年呢?

  在我没日没夜敲击键盘的过程中,眼前不时地闪过一幅幅风云激荡的画面。在二十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深圳及生存在深圳的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发动了一场天下瞩目的社会革命,他们的使命与他们的命运,决定了深圳的进步,他们的悲欢离合、沉浮起落,也成为了深圳改革史的一部分。因此,记住他们就记住了深圳二十年改革的全部曲折和悲壮。

  一座忘记历史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家园的灵魂。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能承荷得起1000万人口的精神流浪?

序言
序二:但愿我的眼光不会灼伤人


  面对选题如此重大敏感的图书,我想读者首先应该有权知道本书资料的来源:与众多以近乎文学手法反映深圳历程的其它图书不同,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可谓是无心插柳,却历尽曲折。这本书最早动笔于1999年,当时我在为袁庚的传记做准备。我在袁庚身上花了近三年的心血,然而最后一刻却被迫焚烧书稿。我真的陷入了疯魔的境地。为了让我摆脱出来,一位誉满天下亦毁满天下的老人向我谈起了深圳的由来,我才意外地发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深圳------这一段吞吐天下、叱咤风云的历史竟然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刺目的空白,官方也罢,民间也罢,几乎没有任何图书对此作了有价值的深度记载。
  这意味着,如果任其被岁月湮灭,正像著名网文《深圳,是谁抛弃了你》的作者呙中校质疑繁荣缘何而去,今天,或者三年、五年后,一定会有成千上万人始终无法明白深圳的繁荣从何而来。事实上,所有对这个城市的怀疑、悲观、愤懑、偏见,甚至妖魔化,几乎都来源于我们这代人对这个城市本来面目的真正无知。

  此后六年,在所有的空隙时间里,我不是泡在深圳市图书馆,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的两次爱情因此而终。从1999年10月至2002年八月,我阅读了馆藏的大量与深圳有关的报刊、杂志、史志、专著,并作了近百万字的笔记。一位在体制内专职研究深圳史的何姓博士,几乎每周日的整个下午与我坐在图书馆旁荔枝公园的石凳上交流一些看法。我们常常在深圳发展的关节点和重大人物政治命运的沉浮上产生巨大的分歧,比如深圳与蛇口早期轰动一时的“四权之争”,或者特区第一风波-----罗湖风波潜流下真正的交锋是什么,如果邓小平不喝止“租界风波”,1982年的深圳会不会被人一锅端了,深圳三次突然被海内外舆论围剿的原因及有若天别的结局,深圳有没有原罪,原罪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许多人一直认为1985年黯然从深圳市委书记任上离开,后来更因“海南汽车事件”被撤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称得上“伟大”二字------我们经常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探讨的内容一直让两人如伏天饮冰,极为畅快。博士是一个豁达宽容的人,他总是善意告诫我,有很多人在关注研究深圳,也有很多人在竭力忘却深圳。为了快乐,我们有时不需要回头看。

  我知道,我的眼光一定灼伤了人。或许,只有伤着了一些人,才不会欺骗更多的人。

  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我不必要在意别人的研究和现存的记载。坦率地说,我对这些研究者的勇气和目的抱有怀疑。在我看来,不完整的、不严谨的研究的结果本身是在制造新的谬误。我将通过引用一些例子,与读者一道,将深圳二十年里极富争议的事件,如“一万转业工程兵大罢工”、1987年“四十万人大逃港”、1993年8月5日“清水河大爆炸”等,与其他书籍的相关内容和研究报告进行对比。

  说到这里,我想提及一些被岁月湮灭的资料。其中最易忽略的就是深圳市博物馆。该馆存有中央、广东省委对深圳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指示、批复,有历届市委、政府的重要会议记录,以及梁湘、李灏、厉有为的工作笔记。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这里独家存有中国改革三老之一------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广东改革开放急先锋吴南生的珍贵史料。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的促成下,先后五次深入,做了三本记录。另一个被遗忘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面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研究深圳的著述。我借栖在中大一位喜欢做兰州拉面的小伙子的宿舍,十四天中啃完了近两百本“大砖头”。

  但尤其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此前这么多的研究者没有去查找上述资料。我认为,如果不参考这些“实证”,就无法还原历史。我确信,过往的研究者之所以通常避开这些冰冷生硬的“实证”,是因为这些工作是需要下笨功夫,坐冷板凳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让他的研究目的和结论感到尴尬的。

  我还想提及的是那些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而一旦得到就受用无穷的民间日记。1975年来到蛇口的潮汕青年李秋江,见证了蛇口的勃兴与衰忽;1981年随两万大军潇潇南下的王朝贵,感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二十年的苦痛与尊严;1980年偷渡香港,1990年偷渡回深圳的四川著名女作家许东平,用2.3亿商业身家掩埋了一个移民关于诗歌的梦想。这三人用20年汗、血、泪凝铸的细节直逼我心中关于深圳的疑问。

  最后,我按图索骥采访了一百五十四位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者。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背景甚为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背景才是真相。

  要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去伪存真,且尽可能宏观又细节地,抽象又本我的把深圳二十年回顾一遍,无疑是一场人性、良知、道德、学问、勇气的大考验。在我受着煎熬的日子里,我的母亲遽然离去了。我没能听见她的最后一句嘱托,我从深圳赶到湖南一个叫大湾的小村时,看到的只是一张安详平宁的面孔。

  奔丧回来,面对厚厚的书稿,一霎间,我仿佛醍醐灌顶。我无意也无力去塑造谁。尽管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宣称自己出生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可历史总是无情的。二十年来,许多重要的人物现在已被大众遗忘。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在《路易十八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几年后,甚至若干年后,当已经被湮没或者被淡忘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某种形式得以再现的时候,那将是一出怎样的剧目呢?

  希望本书在勾起人们兴趣时,不至于惊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这一段历史和其亲历者


第一部分
1979:100万人四次大逃港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

  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2005年8月7日,深圳建市25周年纪念日。大雾当道,我的目光越过浩淼的烟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楼上。我恍然如梦,心底无数的悬念冰结为一个追问:在这条荒凉的海岸线上,历史是怎样错步向前,演绎了一个100万人蹈海求生的梦呢?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纯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儿》中描述了70年代末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400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第一部分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

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袁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袁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斥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臭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

袁庚回到家乡大鹏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解放初的2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剩下5000多人。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甚至流落到了英国、美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谷牧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饿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第一部分
突破坚冰: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1936年,他年仅14岁,即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它的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 吴南生十分气愤。

叶剑英元帅多次攥着吴南生的手,焦虑地对他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啦,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 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l、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第一部分
特区向中央要权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此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广东把这个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第一部分
1980:“特区第一风波”(1)

1980年的6月13日,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一行六人,乘火车来到了还是一张白纸的深圳。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吴南生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张白纸上绘出一个壮丽如画的现代化大都市图。
经过两个月的勘测规划,设计团拟订了深圳特区的疆域: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而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

市委把新的规划方案直呈国务院,迅速得到批准。

按照原来的设想,深圳市委决定最好是在靠近打算开辟为口岸的皇岗北部划出一片地进行开发,并且作了详细的规划方案。但是开设皇岗口岸,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向港英当局传递过信息,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认真会谈过,也没有做任何可行性研究。

一场倾盆大雨使形势逆转直下。

这场大雨从7月27日上午10点开始下,不到两个小时,罗湖一带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据《共产党员舒成友》一书记载:市领导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赁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被泡在水中,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

卷起裤腿,在没膝的大水中指挥救灾工作的吴南生,和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彻底明白,欲治深圳,必先治罗湖国门大水。否则,一切都是空耗!

工程师们粗略算了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五子登科”(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在酝酿建立特区时,邓小平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

吴南生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时,也白纸黑字表态:“建设特区除了必要的开办费和少量基础工程费用之外,其它大量投资要尽量利用外资,尽力做到不用国家投资,而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在若干平方公里面积上建成一个新工业区,并为国家多创外汇。”

吴南生无计可施,急得抓耳挠腮。最后,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谷牧“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 ”

吴南生接着解释:“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既可扩大火车站和口岸的地域,为不久的将来兴建联检大楼和通关桥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开挖山上10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填高罗湖铁路东至文锦渡路近两平方多公里的低洼地带,使其不受水淹,变成可以兴建高层楼宇的黄金用地。维持罗湖口岸人流东进西出的传统习惯。况且,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

吴南生还介绍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米投资90元的标准搞好‘五通一平’,这至少要7000万元。不过开发成功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总收入不会少于20亿港元。深圳开发这一盘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龙腾虎跃了。”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的设想切实可行,爽快地答应:“行!我先帮你贷3000万元。”

吴南生喜滋滋地,忙向谷牧立下军令状:“有了‘酵母’,特区以后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9月中旬,3000万元贷款打入了特区账户,整个深圳市像过年一样,沉浸在大战前夕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中。10月初,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在一间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召开了“群英会”,讨论特区开发第一炮选址问题。

可当讨论到工程师们提出的先开发罗湖小区议案时,一场大战突然爆发。

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

但有的领导站出来表示极力反对,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特别是知道谷牧给了3000万之后,反对声更甚。一位坚决主张开发上步和福田的常委勃然大怒,拍桌质问:“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还是死搬国外所谓加工区的模式?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还是只靠少数人另搞一套?主要领导成员是集中精力抓好大事,还是整天埋头同外商谈生意?对外商是一视同仁广泛争取,还是只围绕几个熟人兜小圈子?……”

吴南生语重心长地对持反对意见的领导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

按照施工的方案,第一步是开挖罗湖山南面的山坡,回填深圳河北边的洼地,为日后兴建新的联检大楼提供用地;第二步是开挖北面山坡,回填罗湖铁路两旁的低洼水地,铺筑建设路、和平路。

深圳河北岸80万平方米的挖填任务,不出60天便胜利完成。偌大的罗湖山砍去了南边,深圳河北面那片低洼地再也看不见了,平均垫高了一米多,有的地段垫高达1.7米。

但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到11月,一个电报发到中共广东省委去,内容是说:搬罗湖山填铁路的低洼地是未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的。我们是最先来到深圳的人,最了解当地情况,深圳市开发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上步,而不应该放在罗湖。搬罗湖山是错误的,影响了火车通行,请求派人来处理。

第一部分
1980:“特区第一风波”(2)

不几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来到深圳听取各方对搬罗湖山的意见。
会后,省委对双方的意见作了调查研究,认为深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是正确的,搬掉罗湖山,回填洼地,对开发罗湖小区是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案,应坚决执行。

12月8日至9日,谷牧和江泽民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听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其中“罗湖风波”是汇报的重点问题之一。

江泽民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建国后)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得最好。”

据深圳市委书记黄施民回忆,1980年8月,江泽民“下车时适逢暴雨,水淹国门,旅客携鞋捋裤,至为狼狈。江泽民听了争论后说:‘老天爷给我作了一个最好的汇报,你们不用争论了。’”

胡耀邦为“蛇口遭遇卡脖子”震怒

蛇口建设之初,外商打长途联系业务还得跑去广州,这着实急坏了袁庚,他只得与香港一家通讯公司联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打算从香港拉一条海底电缆过来,开通直拨香港的程控电话。是年7月4日,香港招商局与香港大东通信系统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大东公司负责供应及安装设于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以及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信系统。该电话交换机在设备上可供600户使用,可以满足整个蛇口工业区的通信所需;该微波系统将设有微波线路60条,蛇口、深圳、香港之间电话可以自动直拨;并附有电传设备供蛇口与香港及我国内地电信联系。

但是此举犯了“大忌”——邮电通信是国家专控专管的行业,一个企业怎能自办通信?这下可惹怒了某些部门,一时间“泄露国家机密”、“损害国家利益”等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蛇口工业区又是请求,又是汇报,邮电部门总算有了答复:可以自办通信,但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建成后由邮电部门管理。后来,考虑到国产通信设备落后,邮电部门又回复:同意进口设备,但最快3年才能交付使用。

袁庚的老战友、时任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副总指挥且一直为此事四处奔波、四处碰壁的许智明再也忍无可忍了,他指着有关部门哭骂:“你们他妈的还支不支持改革开放,蛇口连电话也通不了,还怎么改革开放?”

万般无奈之下,袁庚只好把问题 “捅”到北京。

于是, 8月8日,江泽民奉谷牧之命带领工作组冒雨来到深圳,在听取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许智明、郭日凤的工作汇报后,江泽民明确表态说:“通信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信不便是不行的……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请秦(文俊)书记回去跟他们谈;属于邮电部解决的问题,请秦书记打电话告诉我,我找朱部长帮助解决。”

回到北京不久,江泽民就接到胡耀邦对蛇口工业区建设的重要批示。9月3日,新华社刊出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胡耀邦在清样上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式式的官僚主义,特区是否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

谷牧将此事转交江泽民处理。9月12日上午,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召集会议,由江泽民主持,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深圳市委等单位的负责人和干部,以及招商局驻京办事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江泽民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然后就反映的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最后通过邮电部在8月21日的决定,即在深圳市通信设备解决前,蛇口工业区可先行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等地,由招商局自行管理;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首先由广东省解决,省内解决不了的可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也可以在全国招聘;施工设备在特区内使用免税进口;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给铺柏油的问题,在座人定不了,待下午刘田夫(广东省省长)来时再定。江泽民在会上还多次讲到,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

在江泽民的直接过问下,蛇口工业区通信建设飞速进展。1981年8月13日,微波通信站正式建成,蛇口与海内外各地的信息开始沟通,连成一片,其他几个“卡脖子”问题此后也顺利得到解决。

第一部分
1981:吴南生几乎被20个亿压扁

经中央批准,最初的深圳特区像一个狭长的大饼,长为49公里,南北最宽仅7公里,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面积为38.5平方公里。但这么大的面积,仅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币,总开发资金不会低于250个亿。即使第一期只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得近20亿元。
一文钱憋坏英雄汉。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吴南生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时,叹道:“我的脑袋简直被压扁了。”

吴南生想出了两个绝招。

一是五个手指攒成拳头,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他的想法是,首先开发0.8平方公里的罗湖。吴南生给大家算了另一笔账,他说,开发这0.8平方公里只需要7200万元。开发出来后,不仅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作为商业用地,还能收入20亿港元。有了这20亿港元,我们就有了下一步开发的资金,就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开发的雪球越滚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两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游说外商,用嘴皮子把他们“引”进来投资办厂,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银行筹款。

当时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回忆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我们是靠自己筹款。靠自己筹款搞基本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书记周鼎特别善于“攻关排雷”。

某一日。周鼎将外地的银行行长们请到深圳来开筹款会,银行家们的提问像连珠炮:借钱是可以的,我们也有点钱,但借钱不是不还的,你们什么时候还?你们还得了吗?你们连条马路连间工厂都没有,什么时候建起来?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生产?你请来这么多的行长,借的越多,还的时间就越长。

周鼎说:你们别担心,我借你们短的,三个月就还你们。

行长们叫道:三个月?我们怕你三年都还不了哟!

周鼎说:怎么还不了,我借你的三个月,再借他的还你嘛。

行长们都笑了,说:你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呀!

“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这位为钱急疯了的指挥官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就是土地出租。

骆锦星想,罗湖小区有0.8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租出,那么租金至少有40亿元。拿这40亿元,再去搞通电、通水……通什么都有钱了。还有,办特区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盖大楼;他们盖了楼,几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花一分钱,让外商从口袋中掏钱出来,替我们造了一片罗湖商业区!划算!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骆锦星回忆说:“说实在话,有些怕。虽然,办这个事情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怕什么?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卖国’呀。为此我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说实在话,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啃这些原巨著。”

“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料表明,苏联有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他们还聘请了一支2万人的美、德、意专家作为“援军”。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深谙中国官场“诀窍”的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

香港德兴公司,抢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兴大厦。

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随后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丰苑大厦。

…………

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45万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费”计2.136亿港元,基本解决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开办费用。深圳可以建工业区了!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某单位曾经公开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

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第一部分
1982:神秘的调查组

1981年11月,已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志在这节骨眼上将一份五千言的《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几点意见》交给了中纪委常委毛铎。当时由毛铎带领的工作组刚进驻深圳。
《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对调查组在深圳引起的反响作了如下描述: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一片好心善意,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同一般人打招呼。尽管“同吃同住”,但互不来往。尽管在一个餐厅用餐,但他们躲在餐厅的角落里,还竖起一道屏风,像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餐厅本是“自由论坛的场所”,食客们免不了说三道四。人们称他们为“神秘的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对于调查组的所作所为,“食客”们很快就议论纷纷起来:

“办案人员一到深圳,就说深圳80%的干部都烂掉了。又说,在这烂掉的80%的干部中,80%的经济收入是非法所得。”

“是的,经济特区是搞经济的。不过,经济特区不见得都是经济犯罪呀。”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那么,深圳的高楼大厦又是哪来的?”

“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深圳没有一个经济罪犯。但是。两个80%肯定没有。再说,经济罪犯,也并不是经济特区的特产。”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吧,不也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

“‘文化革命’期间,说我们是走资派,我们不服。后来,说我们不是走资派,‘解放了’,还要我们感谢这,感谢那,还要我们正确对待。要是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或者小革命,我们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不就是首当其冲的被斗户?”

“我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更不是痴人梦语。经济学界的某些同志,早在1981年夏天,就给我们准备了帽子,就给经济特区下了断语,说经济特区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特区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负责人,还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调查组很快就在1982年的年初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有细心人数了一下,这份调查报告只是在开头用了90个字对特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肯定,接下来就列了“特区建设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引进企业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份调查报告给予了高度关注。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

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另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措施“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

使特区感到压力更大的是,这个文件还有一个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吴南生等人看了,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界”问题,实在令人费解后怕。

“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清朝政府昏庸无能的产物,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担心特区会变成旧中国的租界,甚至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经济特区把海外资本吸引进来成片开发土地,这是在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是我国主权的自觉运用,这与丧权辱国的“租界”毫无共同之处啊!
第一部分
任仲夷向胡耀邦写检查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
任仲夷会后找到胡耀邦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让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

胡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仲夷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他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

第二天,任仲夷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还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任一一作了解释。

还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话。任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他对下面严加管理。

最后,耀邦对任仲夷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任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这是任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惟一的一次自我检查。任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任仲夷,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任仲夷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他:“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吗?” 任仲夷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他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

但任讲了之后,胡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

第一部分
小平首次南行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05分,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梁灵光、广州军区政委王猛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来到深圳。老人说:“办特区是我的主张,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此时,特区正深陷在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特区是不是新租界等等非议和责难搅成的漩涡中,左冲右突,难以自拔。特区迫切需要中央最高层对她3年来的改革开放打一个分。

中午12时06分,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在深圳新园6栋二楼会议室(现深圳迎宾馆6号楼),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汇报了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邓小平听完汇报出人意外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果然,登上22层国际商业大厦,到渔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家做客……小平一路上没有对深圳、对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不过在26日上午,参观蛇口工业区,在七楼会议室,当袁庚向他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时,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开始“食言”,听后说了一个字:“好!” 并应一名机灵的服务员的请求,欣然为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随后分乘海军的679号和674号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往中山温泉。

邓小平视察完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回京后的2月24日,即找来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他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严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还提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并且,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此外,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以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为核心的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旋风迅速席卷大江南北。为贯彻落实邓小平谈话的意见,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由有关省、市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同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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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26:38 ]
第一部分
邓小平深圳题词的来龙去脉

1984年1月29日午饭前,小平同志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小平同志题词。李天增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也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说完李天增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珠海经济特区好”在报纸上刊登后,引起人们一些猜疑:邓小平在深圳没有题词,是不是对深圳有看法,深圳做得不好?

深圳市委、市政府立即派接待处副处长张荣到广州,希望得到小平同志对深圳的评价。

小平同志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30日下午,张荣也赶到了广州,李天增去广州火车站接。一见面,张荣就告诉他:“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肯定了珠海,可首长对深圳没有评论,我们想让他题个词。”李天增特意将张荣安排住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溪。

张荣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是20世纪50年代的朋友。孙勇将张荣引荐给卓琳,卓琳很爽快,对张荣说:“应该给深圳题词,你先回去,写好后我们会通过机要交通送到深圳。”

但是,没有拿到小平同志的题词,张荣心里不踏实,所以并没有打道回府,继续住在广州。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26:52 ]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小平同志照惯例出去散步,邓楠告诉李天增:“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

李天增乐颠颠弄了张6尺宣纸,一开四,又细心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1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不过,他又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

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李天增将深圳写好的、作参考的纸条拿给小平同志,纸条上拟写了几条: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大鹏展翅;这张纸条曾给吴南生同志看过,他又加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办好特区。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李天增说:“这是深圳同志拿来的,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邓小平随手丢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粘住了。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蘸在毛笔上的墨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后,换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这一次,他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落款日期是小平同志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

当天下午,广东省委接待处派专车将张荣送回深圳。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邓小平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考察后深思熟虑的结果。

第二天,恰是干支纪年新一轮的第一年——甲子年大年初一。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一大早就通过深圳电视、广播及《深圳特区报》和大家见面了。上午——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每隔5分钟播放一次。邓小平的题词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27:45 ]
第二部分
1985:陈文鸿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候,这也是最坏的时候。
就在深圳沉浸在不绝于耳的赞歌声中的时候,一些敏感的人,很快听见一个专业狙击手从80公里以外的地方,猛然扣响扳机的声音。

1985年5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在第152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博士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

这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这一枪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的文章是在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写就的,文章搜集了大量的数据,对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文章说:“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这方面的成绩还未如理想。”

该文言之凿凿,用详细的分析,指出了深圳的突出问题,对深圳提出了最具杀伤力、最具影响力、最具传播价值的批评。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点结论:

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进口却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

第二,特区赚了内地的钱。他亦庄亦谐地写道:“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

接着,文章又对转口贸易在深圳的特殊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或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宠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五年多发展以来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28:35 ]
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的报刊,几乎全是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引伸、推算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陈文”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170元人民币,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七倍多。这可能吗?正常吗?文章又从此出发,继续深入,发现内地的报纸说,深圳市场上的家用电器和成衣,80%以上为内地顾客所买去。由此文章得出结论说: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维持的。

这篇专揭深圳“短”的文章,石破天惊。它对沉浸在喜悦中的深圳人犹如一盆冷水,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和彷徨;又犹如一块砸向湖面的大石头,在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经济特区失败论的大合唱,各种议论纷至沓来。

中央高层首次暗示拔掉“输血的针头”

1985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创刊的《追求》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特区市长》的封面文章,作者不吝赞美之辞饱含激情地描绘了梁湘的抱负、气魄和胆量:

从大鹏湾到深圳河畔,高楼连接着高楼,建筑奏鸣曲日夜回荡在天空,可是,他仍然感到不够满意——这,不过是小孩过家家一样的小打小闹。要干,就应该往大里干——他要的是更加宏大的场面。

他把他的开拓者们聚拢来,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从引进中小客商的小额投资,转向引进大财团、跨国公司;要从引进三来一补项目,转向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项目;要从特区零星分散的开发,转向成片开发,连成一体——他的胃口好大哟!

第一个合作者请来了,这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先生。

……投资20亿港元,开发福田新市区,占地30平方公里的协议,就这样签订了。

改造罗湖火车站工程,修筑罗湖至南头高速公路工程,兴建7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厂)等大型项目的协议。也这样陆续签订了。

深圳的上空,响起一声春雷。这雷声,震动了香港地区的工商金融各界,它的冲击波,到了东南亚和日本,于是,大财团、跨国公司代表,纷至沓来……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29:43 ]
从这篇文章中,读者们强烈感受到,深圳早已是一派狂热如沸的大跃进情景。

但是,经济的高速运转,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基建摊子铺得过大,经济发展出现失衡现象,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结构的规划不够,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的外销竞争能力不强……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和社会问题:人们发现,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雨伞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

第二部分
“输血的针头”

一位有心的记者曾对深圳特区市场进行调查,当时国货占市场的80%到90%;但这时,他不仅发现到处是洋货,而且港币几乎成了特区的主要货币,外汇券的内地牌价是1∶1,在特区却是1∶13,1∶15,甚至1∶20!
1984年11、12月间,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视察珠江三角洲后说:“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由于设备原料大部分进口而产品则大部分内销,使外汇短缺,黑市猖獗。如不及早解决,势将捉襟见肘,冲击人民币。”“进口设备、原料,生产‘洋货’内销赚钱不是办法,不顾一切拿外汇进口高档消费品等牟取暴利也好景不长!由于目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激烈,反销产品偿还外资的办法,前景也不宽广。”

对深圳存在的问题,中央其实早就有察觉。

据《蛇口通讯》说:1985年4月25日,南下考察粤闽两省及四特区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视察蛇口时就特区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实行管线管理,发行特币等问题,与袁庚作了交谈。

姚依林对蛇口的建设表示满意,说:这个建设速度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果断地拔掉“针头”。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0:14 ]
袁庚说:不能一下子拔掉,这样特区会“性命难保”。

姚依林问:你说怎么办才好?袁庚答:可以100cc减到50cc,然后逐步递减,帮助自身的组织“功能”恢复才成。

当时陪同姚依林到蛇口视察的还有深圳市市长梁湘。在姚依林谈完这段话后,袁庚又说,请姚依林就蛇口工业建设,特别是建材工业的发展和一些产品的出口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打个招呼,高抬“贵手”,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姚依林说:抬的不是贵手,也不会殃及池鱼。

“城”当指深圳,“池鱼”自然是指蛇口,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暗示,要逐渐拔掉“输血的针头”。
姚依林关于拔掉“输血的针头”的讲话,使深圳一下子陷入了12级台风的中心。

第二部分
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1985年伊始,梁湘成为《半月谈》杂志的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风头陡转,下半年,一位广东省政府的高级领导以罕见的严厉公开点名批评深圳和梁湘。

1985年8月31日,新华社发布任免消息:免去深圳市长梁湘的职务

8月31日,新华社发布了李灏出任深圳市长的消息;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任命李灏为深圳市委副书记。

1986年5月,李灏又接替了梁湘的市委书记职务。香港的报刊登出大幅标题:“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

李灏出任深圳市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此前,香港的报纸早已报道说将由邹尔康接替梁湘的职位。

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负责人说,1984年8月他在北戴河时曾提出过让李灏到香港去,中央领导没有同意,结果还不到一年,就把李灏调到深圳来了,所以他感到很奇怪。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0:47 ]
李灏是广东人,时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此前曾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国家进出口委工作,1978年谷牧出访西欧五国,李灏也是随员之一。

1999年1月14日,李灏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坦率地说:

“让我来当市长,第一个感觉就是突然。但我对特区是不陌生的,我是广东人,1979年在进出口委工作,参与了这方面(指特区筹建)的工作,参与了两省文件的起草。此后我差不多年年来这里。1980年我还到香港考察,差不多看了所有的中资机构,就差一个招商局没去。当时袁庚还说,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们,不到我们招商局来?我一看还有半天时间,就连忙跑了去。当时香港的中资机构里还有人反对办特区,我还批评了他们,说中央已经定了的事,不同意可以保留。

“第二个感觉就是当时我确实不想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好多人劝我不要来,说你到那里去干什么?跑去送死呀?说得这么绝对的都有。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些原因,一个是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工作,搞特区就是要闯出一条路子来,不像有些事,别人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你去做就行了。特区是个什么样子?怎么建设?并没有现成地摆在那儿。要你去闯嘛,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杀出一条血路嘛!还有我去了班子是要调整的,但我同他们都是朋友,弄不好弄得都不是朋友了就麻烦了。

“第三也是主要的,我怕自己干不了。当时也有愿意来深圳的,所以我说我最好不去,我跟谷牧同志、田纪云同志等都提了,我说我从来调动工作都没有说过不同意见,惟独这一次。现在则讲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谷牧同志说我也是想留下你,但中央定了的事你能改变吗?我只好变不自觉为自觉,因为事情一定下来,你不早些进入角色,就会使工作受损失。所以我马上就来了。

“当时组织部长是尉建行同志,他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困难不多,但有一两个问题不好办。他问我是什么呢?我说一个是发行不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当时好多同志对我说,三年内可以不考虑,算是还有三年的‘缓刑期’。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1:11 ]
“再一个就是在特区这样一个开放地区,我要做到把精神文明搞好,这个问题非常大。组织部的同志说,你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是问题,但你最先遇到的可能是人事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方面的事在什么地方也是会遇到的。我说我个人不是抱着什么个人目的去的,我按党的原则办事,自己以身作则,我相信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头痛的,我单枪匹马来,是不容易的。在新机制里,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我对家里人说,我是上前线的,你们都不要跟我来,我的关系也不转。当时的心情可真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呀!这是真的!但我当时还是有信心的,用两三年是可以搞好的。”

李灏说的两三年,正好与邓小平说的三年时限相符。

据李灏回忆,在他快来深圳时,薄一波曾跟他有过如下谈话:

“你知不知道,人家说深圳是‘前有孺子牛,后有常委楼’(意思是说深圳表面艰苦奋斗,其实是假的)。”

薄一波还问李灏:“你知不知道‘软骨美人’?特区很重要,派你去,你要搞好。你要出污泥而不染,你不能搞请客送礼。”

李灏说:“薄老,深圳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的啊,不送礼我做得到,不吃饭有点不近人情,各地方来的人、北京来的人,不吃饭可能不近人情吧。”
第二部分
1987:“6.20事件”:40万人大逃港

在开始动手写下本节标题的时候,我问了自己一个不能不回答、却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生活最富裕、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举世震惊的“6·20事件”?
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40万人大逃港确有其事,那么,这肯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群体偷渡事件,严重一点说,这是一次令人无法想象的叛逃。

为了收集发生在1987年、对深圳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并深深影响当时深圳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决策和事件,我不下十次向深圳博物馆、市史志办、深圳大学港澳台研究所,以及《特区报》、《商报》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媒体的老专家、老记者请教,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主动向我谈起“6·20事件”,似乎举世震惊的一幕从未发生。后来,我几乎怀疑中央电视台向我提供线索的一位学兄,是不是他弄错了,张冠李戴,或者以讹传讹?还有,我在与深圳改革史上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位老人闲聊时,他提到了这次偷渡,但语焉不详。这位以大胆敢言著称的老人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1:37 ]
这究竟是一段虚妄的谎言,还是一个时代的经历者不约而同选择了集体性失忆?如果是谎言,那么是谁制造出来的,他的动机何在?如果是集体性失忆,这些应该具有相当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良心的老人又顾虑什么呢?

在我的怀疑正在发酵时,学兄寄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公开播放的一期节目。

2003年5月28日,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宣布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边防管理工作进行改革,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多年来广东边防进行的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觉得这次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因为近几年一直存在争议的深圳特区管理线并没有在这次改革中撤销。那么,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改革?深圳的特区管理线为什么没有撤销?特区管理线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下去?深圳特区管理线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在深圳特区建设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深圳特区管理线的管理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2003年6月,《新闻调查》的记者带着这六个问题深入深圳采访。为了了解深圳特区管理线最早筹建时的历史情况,他们找到了当年负责筹建工作的陈文理,如今他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

在采访中,原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局长陈文理和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原总队长林杰元,以非常清晰的记忆,毫不含糊的语言相继勾勒了一幅“6·20事件”事变图——

“1987年5月,深圳特区管理线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内地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将大赦三天,特许非法入境者为香港永久居民,广东及其邻近的海南、广西、湖南等省份,特别是粤东的潮汕、惠阳、惠东和粤西的阳江、台山等地区群众轻信谣言,从5月初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向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到6月20日达到高峰,整个特区管理线外约有四十万人,仅沙湾一带就有5万多人,企图翻越铁丝网,进入特区,外流香港。这个事件在当时被称作是‘6·20事件’。”

林杰元老人回忆说:“我是1983年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的第一任站长,‘6·20’事件发生时,我在聚集人数最多的沙湾边防检查站现场指挥群众疏散。哎呀,整个沙湾边检站的外围,那个山上、路上、村庄……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人。整个现场水泄不通的,到处都是人,大人、小孩,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都有。”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1:59 ]
在回答记者这些偷渡者是怎么过来的提问时,林杰元肯定地说:“应该说是有一些是有人组织。那一天是什么车辆都有,大巴也有,中巴也有,包括一些小四轮、三轮,有一辆小四轮,我亲自发现的,里面载了二十几个人,密密麻麻的。”

当时任第七支队三大队副队长的宋广南,负责从小梧桐山到横排岭一带的疏散工作。他说:“当时我们20号的情况,那就是整个二线外这些山头,全部的草、树,全部踩平了,整个山头都是平的,都被踩平了。 这一段就有五万人,整个“6·20事件”,拥向到深圳这边来的大概有40万人。有些地方整个村,甚至整个乡,由村长、乡长、大队的有组织地去了,我当时记得最清楚的是惠州到深圳正常坐中巴的车票是三块钱不到,当时卖到什么程度了?就是“6·20事件”,从惠州到深圳是五百块钱一张的票,不到三块钱的车票涨到五百块钱一张的车票。为什么呢?大家都以为到了我们深圳,爬过二线就是香港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有些甚至把公牛宰掉、卖掉,把房子卖掉,这样的情况都有;在干活的,有些锄头一丢,有些就是不干活,马上就跑到深圳这边来;我们当时看到的有些甚至是打赤脚。”

林杰元说:“这些人来了以后,我们就采取措施,一是做好宣传工作;第二个我们立即就封闭检查现场,特别通往特区的一些通道,采取封闭;再一个,我们及时向政府报告,得到政府的大力的支持,调整了几十辆的大巴,把这些滞留在沙湾现场外的旅客遣送到内地去。”

第二部分
1988:“蛇口风波”(1)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70位蛇口青年与3位著名青年工作者——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某部调研员曲啸、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展开了激辩。
争论的焦点:

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有一位专家说,有个别“淘金者”不是为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而来。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 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2:25 ]
二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教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天,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火急从深圳密送中央领导。这份材料给整个座谈会下了从头至尾充满 “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定语。并按照名片把一位与之激辩的青年的名字报给了上面。

对曲啸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材料批判,并动辄向中央“写黑材料告状”,蛇口人怒不可遏。12天后,《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一文愤然反击。这篇通讯以尖锐的态势把“蛇口风波”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对于这场风波,作为事发地的最高领导人,袁庚表态:“一、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坚持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交流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人民日报》意识到这场“风波”显示长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有着重大的深入探讨价值,迅即派人采访各当事人,并以罕见的篇幅和力度推出记者调查《“蛇口风波”答问录》及39封读者来信。

这场历时月余的大讨论如一声思想惊雷震撼了神州大地。个别史家甚至把它赞誉为“第二次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蛇口五四运动”。

与时同时,全国各报刊也纷纷发表或转载有关“蛇口风波”的文章,其声势之大,使得专家们认为如果中国要有一部思想政治工作史的话,“蛇口风波”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2:49 ]
“青年导师”要向《人民日报》要什么

《“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后, 8月11日下午4点30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同志,征求他对此文的意见。下面是电话对话的内容:

编辑:老李,《“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之后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李燕杰:这篇报道该写进去的没写,不该写的很多都写进去了。比如文章写到了我的女儿,现在她饭也不想吃。白天黑夜给我们家打电话的接连不断,干扰很大。有的同志说这是共产党又开始批评新的“三家村”了。政法界也有人要为我打官司,《人民日报》太不负责任,把我们摆进去批判。

编辑:批判新“三家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读报观念。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报社发表这篇文章的基点,是探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

李燕杰:这篇文章影响的确不好。我要求《人民日报》检查,检查三条:1.(记者)到我们这儿开座谈会的时候的说法和发出来的文章不一样。湖北一位同志打电话来说,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寒心了。2.蛇口方面有人并没有出席座谈会,怎么也发表意见?比如袁庚,他的讲话就很坏,这一段讲话说明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3.要检查为什么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一位同志打电话给我说:这几年就你们几位热心思想政治工作,《人民日报》还发这样的文章来打击,真不像话。

编辑:思想工作并非只是几个人在做,我们报前几天还发表了我报记者采写的天津塑料厂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报社也在积极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李燕杰:我们希望《人民日报》领导人屈尊接见我们几个人一次,大家谈谈,澄清事实。《人民日报》并没有了解我在蛇口到底讲了些什么,这是对我们不负责任。报纸报道的虽然是事实,可也不能把我在吃饭时(按:接待曾宪斌采访时曾与曾共进餐)讲的话登出去。群众对你们报纸登这样的文章有意见。

编辑:要求和报社领导见面的事一定转达。曾宪斌跑了几个地方对此进行采访,这就是调查研究。我们登的文章并不是蛇口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而是会后各人对此的看法。群众对这篇文章的反映我们也收到了,跟你说的不一样。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3:15 ]
李燕杰:《人民日报》这样点我的名就是不对,这是拿我当靶子批判。

编辑:这不是点你的名,这是大家各抒己见。要说是点名,那么13个发言的人都点了名。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需要集思广益,共同研讨。没有拿谁做靶子。我报还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欢迎你、曲啸、彭清一同志写文章陈述观点。

李燕杰:我要求《人民日报》重新座谈、调查。不行的话请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和中纪委来参加好了。

就在这同一天,郭海燕还以个人名义打印了一份致《人民日报》领导人的公开信。

这封信对《人民日报》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人民日报》评论部及曾宪斌“向李、曲等同志公开道歉,以挽回影响”。

第二部分
1988:“蛇口风波”(2)

8月27日,李燕杰等同志又以“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的材料,报送中央领导机关并扩散到社会上。
这份6000多字的材料分为两大部分:“一、对《人民日报》的做法普遍表示不理解。” “二、对蛇口某些人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9月7日,《人民日报》派人到北京师范学院看望李燕杰三人。

9月12日,《人民日报》在《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中发表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人的文章《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说是要“把事实向广大读者做进一步的说明”。

9月14日,《人民日报》在最后一期的议论专栏里编发了来自《人民日报》内部的两种意见,并加了题为《没有结束的结束语》的编者按。

但“青年导师”对《人民日报》的平衡做法似乎还是极不满意。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4:04 ]
袁庚为什么受到最猛烈的攻击

各报刊纷纷为袁庚“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这句名言叫好。

9月7日,吴希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袁庚的“保护”说》后,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为袁庚叫一声好》。她在指出袁庚的可贵之处后反诘道:“‘上了材料’并‘报了上去’,如果是正常的下情上达,何以‘要加以保护’?”

一位名叫乐钢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来信为袁庚“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感到鼓舞,认为他的两点意见,应视为《答问录》以至整个“风波”的主题。“风波”争论的核心则是姓“社”还是姓“资”,彭清一以此为轴心,将美国西部与蛇口对立,这种“两分法”,从理论上讲,脱离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的实际,仍是“社会主义的草”与“资本主义的苗”的旧曲新唱。

著名作家陈国凯则说,袁庚此话,可以立碑!

但这句话也让袁庚遭遇到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一份落款“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指责他:

——袁庚的言论和做法实在令人吃惊……会把蛇口青年引向何方;

——这位老干部太开放了;

——他学习外国走得太远了;

——他是对青年哗众取宠;

——袁庚的表态与“文革”中表态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出一辙。

李燕杰则因此质疑袁庚的人品:“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4:33 ]
大约一年之后。《中国××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制造“蛇口风波” 》的文章,该报对《人民日报》和袁庚的批评是这样的: 在“蛇口风波”刮了半年多的1988年8月,中央一家大报派记者采访有关方面人士,写出《“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并辟专栏,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探索。同其他报刊相比,这家报纸双方意见都登,似乎给人以客观、公正、让读者充分开展民主讨论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篇《答问录》把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四位同志作为一方,而把其他九位同志作为另一方(其中包括四位根本没有参加座谈的当地行政部门和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形成发言共同批评李、曲、彭等的九比四的局面。之后,在一些报刊上,曲、李等被冠以“教师爷”的贬称而屡遭谴责。而“教师爷”的称谓就是首先出自《答问录》中一位蛇口权威人士之口。这种名为倡导探索问题,实则有非常鲜明的倾向的报道,其动机和效果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文章的口气多少有些咄咄逼人,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事过一年后旧事重提?

时隔不久,《中国××报》又发表了《××界人士座谈“蛇口风波”》,同时第四版在“制造‘蛇口风波’实质是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座谈会纪要。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人看了难免不寒而栗:

有的同志在座谈会中提出,“蛇口风波”的制造者打着“现代意识”、“更新观念”的旗帜,贩卖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思想,宣扬“能捞钱、会赚钱、想赚钱是现代意识,是有才能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引导青年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设计”,实现“自我价值”,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能捞钱就行,根本不管国家、集体,也不讲为人民服务,甚至连国格、人格都不要。这种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对青年的毒害很深。“蛇口风波”实际上为这场动乱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上的引导,是这场动乱的一个前奏。

所幸的是这篇向中央党报叫板的文章,《人民日报》并没有予以转载,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但相信袁庚或是其他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篇文章必然有相当的背景,因此也就难免让人担心,或是提心吊胆地过上一段日子。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5:01 ]
事情还没有完,又过了两年,到了1991年7月11日,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就“蛇口风波”与《人民日报》有关人士会谈,李燕杰还指出了“蛇口风波”的十四个骗局。

据说,《人民日报》的一位人士表示要再召开一个座谈会,并将座谈的内容在报上发表。让人不解的是,座谈会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开成,折腾了几年的“蛇口风波”,也就从此真正地“风平浪静”了下去。
第二部分
1990:匿名信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1990年秋是深圳金融史上的一块黝黑粗重的界碑。一方面,深圳金融业从此由一望无垠的平静海面进入了一个波涛汹涌险象迭现的大时代;另一方面,开启了深圳由一个名扬世界的政治改革焦点城市向一个以金融为改革主轴负有远大理想的经济城市的转变。一句话,至此,深圳下海了。
然而有谁会想到,拨转深圳发展大舵的竟会是一封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

这封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传阅的信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了。

在中央,有的领导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有的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狂潮,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5:24 ]
通知发出后,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各种议论都有,有的说,这是不是国际惯例;有股民说,领导干部不买股票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的利益要与领导干部绑在一起。禹国刚旗帜鲜明地表示,中纪委市委的通知我们坚决执行,因为刚刚诞生的证券市场很不规范,市场机制还不发达,容易人为造市。股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理论上讲,谁都可以用自己合法收入参与正当买卖,问题是我国股市刚刚起步,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必要的。禹国刚认为这也许对党政干部不公平,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的办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投资基金,处以上领导干部可以购买基金,从基金分红中取得合法收益。深圳的天骥基金、广州的广发基金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

过去买了的怎么办?有人主张要退出来,这个通知送到郑良玉签发时,他把要退的规定划掉了。因为当时党政干部买股票是为了支持改革,是组织上号召的,而且也无法具体操作,买的股票,有的转让了,有的部分转让,你怎么搞得清?

李灏、郑良玉看完这封来信后,心里确实七上八下,最担心的是怕它上纲上线,一文丧邦,像一盆冰水彻底扑灭了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股市星星之火,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两人想,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改革决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了。

在深沪股票市场面临着被撤销的巨大压力时,两个思想开放的老同志“顶”了上去。  

一个是刘鸿儒。1990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前往珠海特区参加十周年大庆时,有一些同志说刘是专家,建议江总书记找他谈谈。后来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总书记在田纪云、温家宝、何春霖、王维臣等人的陪同下,找刘鸿儒连续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担心的问题他都问了,刘一一做了回答,江总书记也做了记录。刘鸿儒坦率地说:“股票这个东西谁也没有搞过,的确风险很大,但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可是,你要允许我们搞实验。如果稍微出点问题,就兴师问罪,戴上一批政治帽子,那谁也不要搞了。”

另一个是周建南。周是原电子工业部部长、中顾委委员。庆典后,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周建南专门留下来调研,让他和深圳一起研究股票市场下一步怎么搞,探讨发展中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周建南回京后全面准确地向党中央汇报股市利大于弊的观点,同时提出具体改进的意见。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5:47 ]
决不能因怕飞进几只苍蝇而拒绝窗外的天空。江泽民总书记最后拍板,允许股市继续试点,但为保稳定,暂限深沪两个城市。

第二部分
中国首次绝密托市(1)

股市崩盘的危险迫在眉睫
1991年8月,深圳股市自1990年12月开市以来,已连续下跌达9个月之久,总市值已损失达七八亿元之多。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例如,某退休工人,倾其所有,于上年10月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

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深市龙头股深发展的广大持股人身上。深发展于7月30日拆细为29.54元/股,8月17日复盘,突然掉至10元/股。

市场一片恐慌,股市崩盘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习惯于计划经济下过日子,却远未适应市场经济风险的投资人期待着政府。

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不得不召开各企业负责人会议商议如何救市,会议没有取得成果。

9月2日,救市会议再次召开。当时的深圳市郑良玉市长亲自主持会议。市长亲自出面,使各方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救市任务的急迫。郑良玉说:“希望大家能积极入市,我们现在股价已跌到了这么低,大家买回去多便宜!你们买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们的利益是不会亏的。如果大家出力救市,不仅将来股价回升时有利可图,而且也能获救市有功之名,可谓是名利双收。”

会上,有一个人如坐针毡,他就是发展银行的副董事长谢强。作为深市龙头股的代理人,先是8月的扩股招来一片骂声,居然有人指名道姓让他下台滚蛋;艰难的扩股完成后,第一天摘牌竟落到10元,奋力挣扎后,也才勉强保住13元。他知道,如果要救市,发展必首当其冲。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6:12 ]
会后,谢强找到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讨教救市方略。

禹国刚为他谋拟了一石三鸟之计:首先,发展如挺身救市,将成为稳定深市的第一功臣,并为市领导解决了难题;其次,前一段发展银行为了获取经济效益而放弃了大量公股,若能趁此机会捡回来,既能保住公股的优势,又能分股市之忧,两全其美;第三,发展银行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吃进股票,就是坐吃利息,也比信贷的利益可观,况且,股价在发展银行,派息分红也在发展银行,不用像搞信贷那样又要考虑贷款抵押,又要考虑企业的偿贷能力,风险小得多。

2 亿 托 市

深圳市政府也迅速作出决定:筹集2亿元资金救市。

9月7日,绝密的救市计划付诸实施。方针是:稳住龙头股,稳住大市;实力只有2亿元;行动总指挥是金明和禹国刚。

这是一次绝对秘密的行动。一切都是在交易所和各证券公司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一旦消息泄露,两亿元的资金很有可能如细雨入沙,被居心叵测者轻易攫去。

9月7日,发展股开市价仅13.70元,深综指跌到47点历史最低位。这一天,救市资金奋力托发展,只攻发展,将股价托至13.85元。

9日,发展开盘价停在13.70元,交易所5000手买盘挂入,很快就被吃尽;再挂,又是5000手!炒股大户摸不清对方究竟有多大胃口,股民们受大户影响,仍旧抛股不止,但当日发展收市已上到13.90元。

10日,发展开市价落到13.70元。大户们莫测高深,仍然带头抛股,以探虚实。交易所不疾不徐,仍然5000手5000手地挂进,来多少吃多少。当日,发展高收13.95元。

11日,12日,13日,抛的仍在抛,吃的仍在吃,不声不响中,发展站上了14.50元。涨幅不算高,但在连续9个月的长阴后,龙头股毕竟准确无误地发出了救市有望的信号。大户、散户开始迟疑,开始放慢了脚步。敏感的大户嗅出了滋味:有大资金在托市!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6:37 ]
到月末,深市居然没有下降,反而涨升了0.8856点,别小看这不足1点的小小数字,它是反转信号,“不信东风唤不回”。

深市股民可以安稳地在国庆之夜睡一觉了。

10月3日节后开市,发展挂出14.65元的价格,当日上冲16.10元。其后,发展节节拔高,18.70元、21.50元,10月10日发展站稳26元。

由于发展的影响,深市股东齐齐掉头,杀回市场,买进!市场人气重聚,管理层期待已久的连锁效应终于发生了。

10月上旬,除原野之外,深市股票全部冲出谷底,除发展升56.68%外,万科升74.47%,金田升101.55%,安达与宝安也分别升67.09%和63.38%。

救市成功。此役,厮杀20多天,以2亿救市资金对50亿总市值,实际耗资1.7亿元。

亲历者声音——

王健:

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张前,深圳的证券交易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投资者争相入市,抢购股票,深发展的股价从交易柜台上的16元炒到了黑市上的120元。

在交易所开张的同时,市政府发布了取缔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时决定调整涨停板的幅度,股价的升幅由原来的每天1%改为0.5%;买入方还需缴纳印花税。这些举措鲜明地反映了深圳市政府取缔黑市、稳定市场的决心,带来的后果却是长达10个月的股市暴跌。

当时市场上的小道消息也非常多,什么“马上征收差价税”、“中央要深圳停市整顿”等等。虽然政府一直否认传闻,《深圳特区报》还刊出了“90年代第一春,深圳股市有牛气”这样的文章,但进入1991年以后,股市还是跌个不停。1991年4月22日这一天,深交所没有一笔买单,全部是卖单,因此当天的记录为“零成交”。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6:58 ]
到了7月,我们再也忍不下去了,开始商量如何救市。在得到张鸿义副市长的同意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7月10日星期三,深圳市各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一起召开了第一次“救市”会议。会上有人反对救市,说“让市场决定”这类话,但我不赞成,非常激动,一下子就发了心脏病,结果住进了医院。

第二部分
中国首次绝密托市(2)

禹国刚:
王健住院以后,股市还在跌,深发展已经跌到了十六七块。我这个时候肩上的担子很重,一天去两趟医院,与王健商量救市的具体安排。

8月19日、21日、23日、25日,副市长张鸿义先后四次召集深圳的一些企业老总开会,希望他们能够参与“救市”,但没有一位响应。

9月2日,市政府召开了最后一次“救市”会议。市长郑良才亲自出席,但局面还是没有好转。最后市里终于同意拿出2个亿救市,资金来源主要是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市国投等单位,再加上深圳市的证券市场调节基金。这个调节基金由各证券交易部门收存的股东保证金的利息、证券交易市场征收的印花税构成,成立于1991年。深圳市曾在1991年1月1日颁布过《深圳市证券市场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但是调节基金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当时深圳市场的总市值大约为50个亿,2亿元的救市资金如果操作不好,只会打了水漂。我和王健商量采取“稳住龙头股,稳住大盘”的总方针,由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证券市场调节基金负责人金明和我担任现场总指挥;具体操作细节高度保密,只有我、金明知道详情。9月初,我们悄然入市,每天吃进5000股深发展,让这只龙头股的价位稳定在13.70元。当时我们认为,只要深发展不再跌,股市虽然不会迅速反弹,但是会稳定股民的投资心态。虽然早在8月,市场上已经有了“政府要救市”的传言,但是炒股高手分析的结果是,救市者的底线是15元,因此深发展一跌破15元,市场就一片跌声。不过我们当时也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不断在低位吸货,2亿元的救市资金一直活跃在市场上。我们深知这次救市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能急,谁的耐性好,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7:18 ]
为了挽救市场的信心,我还两次到市广播电台作公开演讲。这时,深发展的股价已经逐渐被我们托上来了,到9月29日,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深发展的股价已经达到了14.95元。

10月3日深市复市,休息了三个交易日的股民们好像忽然间醒悟过来了,全部要买深发展,当天深发展就冲到了16.10元;随后几天继续直线上升,到10月10日,深发展的股价已经26元了。

深圳市国投和调节基金通过20多天的操作,一下子赚了几千万。

第二部分
1991:蛇口败落真相

一个落魄英雄的背影
在试图描述蛇口的时候,我想起了世界的另一端,巴西的西北部亚马逊河畔,一个叫做马瑙斯的小镇。

大约100年前,马瑙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原来,这里是地球上惟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土地,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马瑙斯顿时富商云集,财源滚滚。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马逊歌剧院至今都能够与欧洲的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马瑙斯俨然已经成了世界大都市。

马瑙斯的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们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然而好日子短得如一股轻烟。随着狡猾的英国人把橡胶树种偷运出境,并在其殖民地试种成功,马瑙斯气泡一样地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二十多年后,复归为原先的小镇。

这是2002年《凤凰周刊》第83期封面主打文章的一段开头语。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孤独的蛇口——一个改革试管的破裂》。

一年零38天后,北京某大报的一位记者在伏波山下的一间咖啡屋里,提起这篇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并立竿见影重挫了富可敌国的招商集团的十数支上市股票的调查,自诩有九条猫命、已不惧生死毁誉的袁庚,静静地斜倚着,噙泪20多分钟不发一言。记者无意中发现,这位不理蛇口朝政15年的82岁老人,似乎被烟头猛地一烫,弹烟灰的手指不住地颤抖。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7:38 ]
这似乎只是一个危言耸听的寓言式的故事。这篇浸满悲怆意识的文章,似乎只是状摹了中国3300多个被勒令撤销的开发园区一个共同的窘迫结局。可是,这块25年里曾上演过无数波澜壮阔的大戏,而今沉默蜷伏的改革圣地,却像一块冷傲的岩礁不时地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令数千万为它一度狂热无比的信众至今仍心如刀绞。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自蛇口始。由一个直接受到邓小平、谷牧、江泽民等中共高层极度关注的试验区,变成一个普通企业;由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鼻祖”变成一个“病树坐看万木春”的落伍者,乃至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大局里顽固地保持着自尊的一块鸡肋”,仅仅十年一弹指。

2002年5月7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宣布撤销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华侨城等397个开发园区。通知要求这些开发区不仅要取消名称,同时撤销管理机构,收回开发区各项管理权限。如果说1990年9月,南头管理区和蛇口管理区合并成立南山区,蛇口的行政地位降到历史最低点,那么这番雷厉风行的大动作不啻于向海内外宣告了蛇口时代的彻底结束。

横空出世的蛇口,叱咤风云的蛇口,雄霸天下的蛇口,今天宛如一场宾客散尽后杯冷汤残的盛宴。外界传说的这次“大清洗”,只不过把我们不敢面对而刻意漠视的一幕,毫无遮掩地撕开了罢。

十五年来,以科技园为界,左边的深圳被赞美为中国的财富天堂。而右边的蛇口则如弃履,无人理会。

夕阳西下,看着这个落魄英雄的背影,我愀然落泪。蛇口为何如此脆弱?是谁毫不留情地摧毁了这个高傲的改革先锋的自尊和自信?蛇口败落的根源在哪里?

时光如水,英雄如昨啊。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8:00 ]
第三部分
1992:小平第二次南巡六大悬念解读(1)

小平为什么要发动第二次南巡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常常认为,邓小平是只身在北京疾呼改革遭遇冷落,擂鼓上海又被极“左派”夹击围攻的无奈下,才决然挺进深圳发动第二次南巡的。

从当时的情境来看,像是这么回事。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经济风云突变。国际上,东欧、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国内,1988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1989年又发生了“政治风波”,在八十年代落败而逃的极“左”思潮又气势汹汹,卷土重来。有人一手挥舞着批判大棒,一手攥着大帽子,声色俱厉地向改革者呵斥:“这种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是“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左派”号召:“一切不愿重新做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自1989年夏天始,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制裁”封锁已经三年。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5%上下徘徊。

改革陷于比后退更可怕的停滞。

经济特区面临着还要不要办下去的疑问。

面对东欧剧变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封锁,邓小平似乎若无其事。他不慌不忙地用二十四个字告诫略显惊慌的新一届中央核心班子——冷静观察、站稳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出头。

而对于国内经济5%的发展速度,邓小平却焦虑不安,他一再强调:“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速度滑坡问题。我担心滑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8:22 ]
1991年初,大雪初霁,邓小平来到上海。海外传闻说:因为北京报刊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压制,邓小平只好借来上海过冬的名义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视察完上海后发表了《视察上海市的讲话》。针对“左”的势力甚嚣尘上,改革力量受压的情况,邓小平明确要求:“改革开放还要讲”、“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月15日上午9点,一位叫陈炜邦的私有企业主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无所事事地摊开《解放日报》,他立马被头版上一篇标题为大一号黑体的评论震住了。

这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署名皇甫平。让陈炜邦惊诧的是,在万马齐喑中,这篇评论为什么敢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难道气候又要大变了?

3月2日,《解放日报》在同样位置以同样的版面处理再发表同一作者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提出了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原则性新思路:市场经济。

随后,《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两篇以皇甫平署名的评论在3月22日、4月22日刊出。

熟知内情的人知道,这些文章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写的。皇甫平意指黄埔江的重要评论,取其谐音而已。文章表达的观点,实际上是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内容。

皇甫平的文章一面世,北京有人立即嗅出了其中特别的意味,慌忙纠集一批报刊以密集的连珠炮方式大加鞭挞。

甚至一些人知道皇甫平的文章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仍然以罕见的声势予以声讨批判。这就使这一场斗争极为尖锐,因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8:41 ]
“左”倾思潮四处泛滥,“左”倾黑云泰山压顶。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焦点。为了拨开人们心头重重的阴霾, 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在1992年1月至2月进行第二次南巡。

历史雄文为何首先被一家地方报纸公开发表

邓小平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但为什么视察结束74天后,这个轰动世界的特大新闻才突然被一家不知名的地方报纸报道?是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指使”陈锡添押上身家性命发表此文?

14年来,许多人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悬谜。海内外还有各种版本的传说。

邓小平南巡被一家地方报纸夺得头彩,尽占风流,各大媒体可谓全军皆墨,这种反常确实罕见,成为海内外不少人诟病的一个硬伤。有人问道,究竟是没有随行的记者?还是有人暗中作祟压制这个轰动世界的特大新闻?

有时一次的遗憾可能会让人丧失终生的机会。而推动历史发展的恰恰是这样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

原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牛正武自言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一生记者生涯中最亮的一个报道时机从自己手里滑走了。

牛正武是邓小平南行中惟一全程陪同到底的记者。2004年3月22日,他在广州市天河鸿运别墅接受了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田炳信的采访,后来,田炳信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南巡》一书中首次解密了南行报道中让国外和后人产生种种联想的内幕。

1992年1月19日,午后时分,牛正武正伏案写一篇稿子,广东省委值班室打来电话,说:“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在深圳有要事找你,请稍等一下,把电话给你接过去。”
第三部分
1992:小平第二次南巡六大悬念解读(2)

不大一会儿,电话接通,陈开枝说:“有重要任务,上面有人来,谢非同志叫你马上做好准备,尽快赶到深圳。”
牛正武一面听陈开枝讲着,一面在寻思:江泽民总书记前年来过,李鹏总理去年来过,这两次我都随行采访;日前听说杨尚昆刚到广东,现在,又会是哪位重要人物来呢?会不会是……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9:02 ]
大概陈开枝已猜到牛正武在寻思什么,补充一句说:“是我们这些年一直盼望的,掌舵的。”他一说“掌舵的”,牛正武马上就明白了。

赶到深圳时已是傍晚时分。在迎宾馆餐厅就餐时,谢非当面给牛正武交代任务,说:“原来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不让报道,所以事前没有通知你来,可是小平同志一到,外面就传开了,看来我们也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小平同志上次视察广东是在1984年,距今已经整整8年了。我们一直盼望着小平同志再次亲临广东视察,现在终于盼来了。”

晚饭后,谢非秘书陈建华把牛正武带到他房间,要他听上午讲话的录音。牛打开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静听,因为他是第一次听小平同志讲四川话,说话的现场又有别的声音,初听还不完全懂,所以要反复听,慢慢他就听明白了。那抑扬顿挫的四川方言,扣人心弦,言简意赅的谈话内容,振聋发聩,牛正武立刻想,这谈话太重要了。

但是牛正武很快就碰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难题——小平同志到广东之前,就让工作人员向广东宣布了四个“不”: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报。

不过,小平同志到广东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港澳报纸很快披露小平同志到南粤的新闻,争相报道小平同志到特区的行踪。虚虚实实,捕风捉影。省委书记谢非向小平同志当面请示:海外已在传闻,是否可以正式发个消息?小平同志没有同意。过了几天,海外舆论纷纷报道、评论邓小平南行,认为意义重大。此时,谢非再次当面请示小平同志,说此行对改革开放将起巨大促进作用,在海外已引起巨大反响,广东希望能报一下。小平同志还是不同意。待到了珠海,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已传遍全国,人们受到极大鼓舞。谢非又一次请示小平同志,他仍然不同意。谢非三次当面请示希望报道,小平同志都坚持不同意。他说:“不开这个口子。”

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记者,牛正武不能不遵守纪律,放弃了公开报道的想法。

但后来“口子”似乎有了松动。

邓小平在广东度过了11天,临近春节时前往上海了。尽管海外舆论已刮起了“邓旋风”,广东从省到市报纸上都只字未提。很快猴年春节到了,从上海发出了邓小平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的消息。这让广东省市领导一阵振奋。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39:40 ]
春节之后,广东省委召开厅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2月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作了传达。《人民日报》、《南方日报》、《解放日报》、《深圳特区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相继连续发表社论、评论,传达和阐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可是,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仍然未见诸报端。

文字报道的“口子”一时开不了,可不可以先发表照片呢?牛正武和广东几家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

2月中旬,牛正武选了几张好照片,寄给了新华社《 望》周刊,希望能在封面和封底刊登。时隔多日,不见音讯。牛正武只好选了一张《邓小平在仙湖植物园散步》的照片,在2月29日广东分社办的《体育参考》的头版头条位置大幅刊出。

3月18日,《南方日报》以整版篇幅彩色印刷,刊登了该报摄影记者梁伯权拍摄的邓小平在广东的照片。接着,《羊城晚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陈建华拍摄的照片。《广州日报》一位负责同志特地找到牛正武, 3月20日以“小平同志在南粤人民中”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篇幅刊登了牛和陈建华的照片。深圳、珠海的报纸也都整版刊登了邓小平在当地的照片。邓小平南方之行,就这样以照片形式最先见诸报端了。

真正彻底打开“口子”的是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

他是深圳市惟一选派的一位全程跟随采访的文字记者,据他透露:当深圳人送别小平同志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3月22日,陈锡添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时,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边内部由社长区汇文同志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

24日下午,陈锡添一口气将一万一千字的稿子写了出来。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陈锡添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0:22 ]
有传言说,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陈锡添写这篇通讯,对这种说法,陈锡添反驳说:“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文章在3月26日见报后,陈锡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直到 30日晚上,陈锡添值夜班,突然发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他的稿子出来了,一万一千字。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第三部分
1992:小平第二次南巡六大悬念解读(3)
客观地说,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不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家里定的,意思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向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南巡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0:43 ]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
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1993年3至5月,应美国方面的邀请,以陈锡添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美。
当美国记者得知他就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作者时,不免对他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请问,当时邓小平先生已没有职务,他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影响?”
“这是因为,曾作为中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谈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是否有谁要求或暗示你写这篇报道?”
“没有。”
“为什么1月发生的事情直到3月份才公开发表?”
“主要因为这中间我被其他的事务缠住了身。”
狡黠的问话者笑了:“这不等于没回答我的问题吗?”
机警的陈锡添也报之一笑。
“这篇报道使你一举成名,你现在的职务和待遇有什么变化?”
“没有。作为一名记者,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陈锡添因此文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特别奖、“全国计划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别奖等奖项、广东省首届金枪奖、韬奋奖等,深圳市委还把他从特区报副总提拔为总编。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1:27 ]
“8·10”事件
1992年8月7日下午,深圳市的各种传媒分别播发、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市工商局、公安局、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发售公告》,从而正式拉开了深圳市1992年新股发行序幕。
根据该公告规定:深圳市将向社会公众发行面值5亿元的新股票,采用认购抽签表的方式认购。8月9日至10日两天集中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共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每一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抽签表。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
据称,当时深圳市政府和人民银行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共制定了5套发行方案,在听取了股民代表的意见后,最终决定采取这种发放认购新股抽签表的方式。
消息传出,7日下午便有人开始排队。到了8日人与物的长龙便将深圳街道分割零碎,许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子、床、席子、自行车、纸箱、报纸、砖头等排在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之中。
事实上早在两个月前,就有许多人得到了即将发行新股的消息,首先就在深圳之外进行了一场身份证收购大战。买抽签表需要身份证,于是深圳街头遍地都是打电话的人,一个个都对着三江五湖拼命地喊:“赶快寄身份证来!”有的邮局收到的包裹竟是装有重达7公斤的身份证。大量的身份证拥入深圳,特快专递的蓝皮信封满天飞。有的嫌电话联系不可靠,干脆自己搭火车坐汽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租去借甚至干脆就是买!有个能人从内地一次搞来了7200张身份证,还有一部分人瞄准了身份证“生意”的利润可观,便当上了身份证“收购专业户”。到湖南、湖北、浙江等地农村,以每张20至50元的价格租借甚至购买,然后拿到深圳以100至200元的高价出售。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1:56 ]
深圳人摩拳擦掌准备大搏一场,全国各地的股民与准股民也嗅觉灵敏。他们按往常的经验估计,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至少价格可翻10倍,此等的发财机会到哪里去找?于是,7月下旬开始,各地的股民与准股民便一手提着装满钞票的密码箱,一手提着装满身份证的旅行袋,纷纷南下深圳,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人流。在抽签表即将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被炒到400元一张,超过正常价格的10倍以上,汽车票甚至炒到了上千元一张,全国各地的股民蜂拥而至。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仍容纳不下潮水般而来的人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1992年8月9日和8月10日。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了。
各售表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早上已有100万人长龙队伍;购表者为男女老少本地外地工农商学私共120万人。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深圳银行存、汇款就有30亿。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不顾羞耻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长达10小时。尽管下午4时下了倾盆大雨,但人们“九千个雷霆也难轰”。至8月9日晚9时,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
发售的组织工作存在重大失误,致使许多网点发生严重舞弊行为。有的发售点开门营业仅仅两三个小时便宣布抽签表卖光,数千人的长队中,竟只是三十多人买到了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在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数千名投资者悲观失望之时一些“黄牛”便手握数以百计的抽签表登台亮相,以每张700元至1千元的价格兜售。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2:29 ]
第三部分
1992:小平第二次南巡六大悬念解读(4)
由于舞弊现象严重,导致了广大排队购表股民的极度不满。8月9日售表当天,一些发售网点的秩序就开始混乱,一度阻碍了发行工作的继续进行。当晚9时许所有发售网点的抽签表已全部发售完毕。8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于8月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
这一通告如一颗火种,一下子点燃了悲愤万分的广大投资者的怒火。因为他们有理由推测,银行推迟收表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创造方便条件以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高价卖出那些从后门买走的认购表,于是,表示愤懑、揭露舞弊行为的小字报陆续上墙。
10日傍晚,排了两天两夜买不到表,又发现有人舞弊的几千股民开始聚集、围观,继而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的横幅,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晚上8时左右情况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并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少数人开始行使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在红荔路交通银行附近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摩托,推翻四辆汽车。在武警去维持秩序时,有多名干警被打伤。在混乱中出现了伤亡。事件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围观者两三万人。
深圳最主要的交通干线深南中路以及深圳市政府门口的大道被堵塞,有关部门不得不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人群。
当天夜里,市政府及有关方面召开紧急会议,李灏和郑良玉立即召开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会议,紧急磋商,会议形成两点共识:决定第二天增发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每券9月份以后可兑换抽签表10张,中奖率不变。
李灏觉得股票发行都要中央批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于是亲自给李鹏总理打电话,总理说,一下子扩大发行一倍恐怕不行,要经过一定的申请程序。李灏详细汇报了当时深圳的情况,反复说明这是解决当前事态的惟一办法,否则局面很难控制,最后获得总理同意。
8月10日晚11时,深圳市长助理出面见了请愿者,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再增发50万张认购表兑换券以缓解购买压力。但是人们仍不散去。
午夜12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分子”。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2:58 ]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等4部门贴出公告:原有的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已经全部发售完毕。印新表时间来不及,故此先赶印抽签表兑换券。
11日凌晨,深圳市一些印刷厂开始赶印新股认购表兑换券,下午2时,新增发的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开始发售。抽签表加倍,中签率不变,此举意味着:或是增加一倍上市股票或是每张中签表由买1000股股票降为500股。
8月11日晚,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10日晚上有极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我市发售新股抽签表供不应求和组织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聚众闹事,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危害了特区的安定团结……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要识大体,顾大局,珍惜特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
正好当时邹家华副总理在珠海开会,中央委托他来深圳了解情况。市长郑良玉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提出了从中要汲取的教训:一是对全国炒股大军南下深圳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想不到如此火爆。二是对腐败现象产生的可能性虽有估计,但没有想到事情严重到无法遏止的程度。三是发行方法最大的弊病是限时限量又规定了中签率,激发了购买欲望,造成了紧张争购的局面。
深圳市8月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市长郑良玉牵头。
12月16日,郑良玉调任江西副省长。不久,中纪委派出了调查组,郑良立在向调查组汇报情况后明确表示:“我作为1992年新股发行的主要决策者,对这次事件负主要责任。”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3:29 ]
在郑良玉离职的当天,深圳市政府正式公布了调查结果:
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举报;从2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最后被公开处理的“罪大恶极”的9人,其中7人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某证券部副经理截留一箱(5000张)抽签表私分,已开除公职。
“8·10”风波后,深圳股市曾一度受重创,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跌幅为8.1%。同时元气大伤,深指从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价164点才止跌反弹。上海股市受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19%。这在上海股市实在罕见。
“八一0”亲历者的声音
董日臣——
让认购者先买认购表,然后再进行摇号抽签的办法,几个月前深圳就曾有过尝试。当时印制了三百万张抽签表,抽中一张表可以买到一千股原始股。结果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中签者高兴,未中者也没有怨言。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做很公平。既然已有过成功的经验,时任深圳市市长的郑良玉决定还是沿用此法,印制一千万张抽签表,每张卖一百元,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一千股股票。
很快就有人算了一笔账,说一千万张表如果全卖出去,就可收入十亿元,用这笔钱来搞市政建设,可以解决不小的问题呀!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市政府发出公告:售出的抽签表的中签率是百分之十,每张身份证可以买一张表,购表者不受地域限制,实际上也就是等于说,这表是在面向全国发行。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3:51 ]
没想到股民们也在算账:花一千元买十张抽签表肯定会有一张中签,也就是说肯定可以买到一千股原始股,而按保守的估算,一千股原始股上市后可赚一万元,花一千赚一万,这和一本万利没啥区别呀!
李长弓(深圳市委信息处长)——
当时那情形真是让人感到震撼:在差不多两天两夜的时间里,这120万人,不仅无法吃喝,连大小便也不能排泄。他们不分长幼,无论男女全都一个一个地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在烈日下蒸烤,让雨水冲刷,汗水相互浸透,彼此感受着对方的气味、呼吸、体温以及紧张跳动着的心律!
上午十点,抽签表开始发售,但只销售了一两个小时,各销售点就相继宣布销售完毕。与此同时,已经煎熬两天的人们发现有人正在从销售点的后门买走大批的抽签表。
巨大的付出之后是巨大的失望,巨大的失望之后则是巨大的愤怒。
骚乱就是这样开始了。
第三部分
1993:“深圳在我眼前爆炸”(1)
1993年8月5日,深圳火车站前那挂老钟的时针指向13时25分时,突然“轰隆”一声爆炸,只见清水河方向火光冲天,黑烟夹着火光直冲千米高空,一股巨大的蘑菇云状的浓烟腾空而起,严严地遮住了太阳。
日本NHK电视台通过通讯卫星正将镜头对准深圳,冲天而起的蘑菇云,像一只怪兽撞进画面。对蘑菇云最为敏感的日本人目瞪口呆,惊呼:“深圳在我眼前爆炸了!”
这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把深圳数百层大楼震得猛地一阵颤动,住在15层高楼上正在午睡的市长助理李意珍见家中窗玻璃震落,冰箱、彩电差点倾倒。他以为发生大地震了,出门奔向楼顶,极目四顾,忽见东方上空一团粗壮的浓烟直向云天翻滚,烟雾中烈火熊熊,火光四射……
李意珍立即向市政府总值班室询问,对方回答说,已接到报警,是清水河危险品贮运仓库发生爆炸。
情况十分火急,李意珍吩咐立即向王众孚、林祖基及其他市领导一一电告。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众孚接到电话后,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
1993年7月,市委书记李灏、市长厉有为相继率团去美国、加拿大招商考察。市里的日常工作暂由王众孚主持。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4:20 ]
稍微一愣,王众孚立马意识到此时是千钧系于一发。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只有一个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从爆炸和火海中拯救这座300万人口的城市不要毁于一旦。
王众孚满头大汗冲进市政府大楼值班室,未曾坐下,市委副书记林祖基和副市长李传芳、李广镇,市委常委莫华枢、市委秘书长黄丽满等都相继赶来了。
大家都明白情况十分危急,清水河储有数千吨油罐、气罐,若都爆炸起来,整个罗湖区以至半个福田将会毁于一旦!死伤人数决不会少于10万!面前是一场大战役,必须豁出性命去殊死一搏!
殷红的血同猩红的火展开生死较量
14时28分,更大的厄运降临了。随着第二声山崩地裂的巨响,一朵浓黑的蘑菇云冲天而起,翻腾开去,遮天蔽日。刹那间,现场晦暗如黄昏,在场的人均被一阵排山倒海的气浪猛击倒地。水泥块、碎铁块、石块如骤雨落下,碗口粗的树干齐腰折断。冲天而起的蘑菇云慢慢地遮住了太阳,在烟尘笼罩的空间里,只听见“乒乓”作响的撞击声和压抑着的呻吟。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扬水桐就在第二次大爆炸中壮烈牺牲。
在场的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等挡风玻璃均被震得粉碎,1000多名公安、武警官兵怒吼着,用殷红的血同猩红的火,展开了一场生死的较量!
就在这紧急关头,王众孚、林祖基等市领导大步朝火场赶来了。
王众孚声色俱厉:“不派车头来,就拿人头来”
王众孚、林祖基拒绝了值班员的劝阻,一同走到了大火现场。在忙乱的人群中,他们大声呼喊着公安局长、警备区政委等人的名字。当火灾发生后,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梁达均火速率消防队赶到现场,鏖战火海,当第二次大爆炸袭来时,他被掀倒了,又被横飞的乱石砸伤了手臂。这会儿,他从地上爬起来,忍着剧痛气喘吁吁赶来了,警备区政委王志忠、武警指挥所负责人黄金超也闻声赶到。王众孚、林祖基立即命他们3人组成现场抢险指挥部,全权调度指挥,负责指挥现场救火和抢救伤员。
王众孚向他们下的第一道令是:立即切断火场及周围所有电源。这是救火时必须首先要做的事。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45:18 ]
烈焰喷吐着熊熊的火舌,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可燃物。陆续赶到的消防车辆毫无招架之力。王众孚发现水龙太细,太弱,一问是自来水水压不够,他即下达第二道命令:立即通知自来水公司领导到现场指挥部来,一定要确保救火供水。
站在染有救火伤员血迹的地方,王众孚看到离大火20来米处,存放着6个有数米粗、十几米长的圆柱形大罐。旁人报告说,这里存有250吨双氧水。在离大火不远处的铁轨上,又停有几十个装满油罐的车皮;离大火百多米处,则是储有上千吨石油液化气的二三十个卧式、立式巨罐……
在工程兵部队干过8年的王众孚,深知一旦双氧水罐爆裂,大火冲天而起,燃着铁轨上几十节车皮的油罐、气罐,同时引爆上千吨石油液化气,那整个深圳就会成一片火海,这座美丽而富有的城市将化作一片废墟。
王众孚旋即下达第三道命令:调动多部消防车辆,在大火与双氧水之间筑起隔离墙,全力注水冷却双氧水罐。
一队队公安、武警和解放军战士奉命赶来,一辆辆消防车迅速地开到了现场。
随即,王众孚又通知市总值班室总指挥部,命令立即组织力量,把油、气车皮全部拉走。
在大火现场,王众孚、林祖基见1000多名消防战士正从四面灭火,但火势并没有减弱,细细的水龙怎么也征服不了漫天的大火。遵王众孚命令,在大火与双氧水罐之间已排设了消防车,集中注水冷却被烤烫的易燃罐,但因水压不够,水龙流量少、冲力小。王众孚见状马上给市总值班室打电话,下令关掉通往清水河的其他供水阀门,以确保救火用水。
透过漫漫的烟雾,王众孚见停在不远处铁轨上的二三十节液化气罐和柴油罐车皮还没有拉走,他指着那一字长龙的易爆物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已过三刻钟了,还没有给拉走?”
现场指挥员道:“说铁轨烤得变了形,火车头不一定开得进来!”
从铁道学院毕业的王众孚。深知这是无稽之谈,火了:“变形系数是多少?怎么开不进来?”
他深知,这几十节易爆油、气车皮,一旦引爆,周围上千吨易爆物就会组成原子弹般的大爆炸,吞噬掉大半个深圳,这关系到几百万深圳人的生命财产、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场的存亡。想着这些,王众孚即声色俱厉地向有关方面下死命令,马上派车头到清水河拉走所有油、气车皮,“如再不派车头来,就拿人头来!”
广深铁路公司马上组织力量将28节油、气车皮从清水河转移到平湖去。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3:26 ]
市自来水公司采取紧急措施,保证了清水河仓库区的2.5公斤水压,消防车龙头的冲力与出水量明显增大了,但依然制服不了大火。大量的苯和二甲苯双氧水、火柴、硝酸铵、金属硅等,还在烈焰中化合、分解,发出一阵又一阵零星的爆炸。
“呼啦——”火堆里突然跳起一堆怪物,继而嗖的一声,一块通红的钢片直向附近的液化气库飞去……
目睹者的心一下悬了起来,倘若烧红的钢片扎破液化气罐,毁灭性的第三次大爆炸顷刻会发生。算是老天有眼,这块从火堆里飞出去的钢片,扎在几个庞大的液化气罐中间的空隙中。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信号,大火蔓延到了附近的一个存有3000立方米木材的仓库,顿时又是一片火海。漫天大火还在分分秒秒威胁着人们,威胁着深圳。

第三部分
1993:“深圳在我眼前爆炸”(2)
深圳的消防力量实在招架不住,总指挥部提出:请香港派直升机来投水弹救火。经上级有关方面允许后,一架来探火情的直升机从香港飞了过来,飞到了清水河仓库区的上空。时值深夜10点50分,在漆黑的夜幕下,看到的是这儿、那儿火浪滚滚,汇成了一片汹涌的火海。直升机在空中转了一圈,着落在国贸大厦停机坪上。来探火的消防处长下了飞机说:“这么大、这么凶的火,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只有战争时期才会有,我们也无能为力。”临别时,说天亮后送点消防器具来。
王众孚一听,摆摆手道:“不用了,不用了!”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3:50 ]
5000官兵子夜会战
党中央、国务院正密切关注着深圳这场火情,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等对抢险工作已作重要指示。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已赶到了深圳。
这会儿,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高丽、省人大副主任方苞等,已来到大火现场,亲临指挥抢险灭火。
这里的6个危险品仓库已全部爆炸,由大爆炸飞出的火球又燃着了百多米外的山林,点燃了宽阔的满满的木材场,熊熊的烈焰还在蔓延、逞凶。
黄华华、张高丽等听着,抬眼望望面前翻滚奔涌的火山、火海,深感要扑灭这样的大火,得调动优势兵力来个大会战。于是他们就当机立断:
省人民政府命令:广州、东莞、惠州、珠海、佛山、南海、中山、顺德、番禺、清远各地市,接到电报后,立即组织消防人员、车辆带上消防泡沫,在半小时内出发,赶赴深圳清水河抢险灭火;十万火急,切勿贻误!
这一命令,立即通过电波,传向各有关地市。
夜已深,路又远。兄弟地市接到电报,马上行动,赶到深圳也得在两三个小时以后。可是大火不饶人,疯狂的火魔借着夜风喷吐出几十米长的火舌,吞噬着一切可燃之物。幸好,炸后几个小时,一直刮的是东南风,将火势向西北方推去,加上集中水龙冷却南边被火烤热的双氧水罐,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爆炸。然而,到半夜、凌晨,一旦转过了风向,一切又不堪设想。
王众孚、林祖基及省里来的黄华华、张高丽等都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采取坚决措施。首先命消防队集中全力在火场与双氧水罐之间拉出一条隔离带来。然后命20辆推土机来铲开一条平道。随即,黄华华、张高丽、王众孚、林祖基又一致决定:用水泥在铲开的隔离平道上铺筑起一条隔火堤来。
王众孚即打电活给副市长李传芳,命她在半个小时内运100吨水泥到救火现场来。
李传芳放下电话,即组织运水泥,半个小时后,上百吨水泥陆续运到,货车只能停在离火场200多米处。一包包、一车车、一堆堆水泥还得靠肩背手提到火海深处去死死压住烈火,进而铺筑起一条隔离带。这又谈何容易。一边是随时可能炸响的双氧水罐,一边是熊熊的火海,在这中间筑起一条安全堤,危险和艰辛可想而知。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4:15 ]
早已集结在这里的驻深武警各部队3000多名官兵,分成7个梯队,轮番上阵。由武警六支队和市公安局边防分局800多名官兵,组成一条人龙梯队,将水泥一包一包往前传递。排在最前沿的战士,负责将水泥洒在火焰上,一时找不到工具割开水泥袋,他们就用手撕,用嘴咬,热浪烤得他们直跺脚,浓烟呛得他们泪流满面。战士们有的被烫伤,有的被呛晕,有的脚被钉子扎穿,鲜血直流,但没有一个后退,没有一个叫苦。
王众孚发现这样人龙形传递水泥,处在龙头的一直被烟熏火燎,受不了,危险性也集中在他们身上了。于是就下令人龙散开,改由两人一组,排成梯队,将一袋一袋水泥轮番运向火海深处。
第六支队等一行撤下后,由武警七支队官兵组成的第二梯队冲上去,紧接着是第三梯队、第四梯队……3000多名武警官兵冒着随时可能在再次爆炸中牺牲的危险,用血肉之躯,围剿着烈火,水泥隔离带在烈焰包围圈中顽强地艰难地延伸着、延伸着……
已到子夜时分,兄弟地市的消防车辆亮着高昂的警报赶到了火场。5辆、lO辆、20辆、40辆……一共来了80多辆。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威武雄壮的抢险救火队伍。
全国围剿火魔的大会战打响了,四五千名武警、消防等抢险勇士与火魔展开殊死博斗。泡沫喷涌,水龙飞舞,水泥洒落,你下我上,你呼我应,好一番激战情景。
经十多个小时的会战,疯狂了16个小时的火魔,终于在凌晨5点多钟,被扑灭了。
上午10点多,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等专程飞抵深圳,代表江泽民、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抢险灭火工作的所有同志和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对死难者表示哀悼。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厉有为也结束了对美国、波兰的访问,取消了在香港的访问计划,提前返抵深圳,在文锦渡海关贵宾厅,听取了抢险灭火总指挥王众孚的汇报。
悲剧是怎么酿成的
深圳市清水河仓库区发生的特大爆炸事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注,即刻指示国家劳动部、公安部等部门的专家组成事故调查组,飞往深圳。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4:53 ]
8月8日,调查组展开工作。经全面调查,确定事故的性质为“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调查结果认为,干杂仓库被违章改作化学危险品仓库及仓库内化学危险品存放严重违章是造成“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干杂仓库4号仓内违章混存的氧化剂与还原剂接触,发生燃烧,是导致“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这次爆炸和火灾,造成15人死亡,14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2.5亿元,是深圳建市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故。
1993年9月21日,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王众孚在“深圳市安全生产动员大会”上,宣读了国家劳动部《关于“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调查结论的请示》以及国务院的批示。调查结论认为,事故责任涉及深圳市政府、市公安局以及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

第三部分
1994:胡厉之争轰动海外(1)
“一柄匕首戳在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
自1992年南巡开始,深圳以突然再次获得的恩宠,走进了一个与过去氛围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几乎所有的政治压力都稀释了,如同《1957——苦难的祭坛》作者胡平描写的那样:“代之而起的却是来自自身好似春笋拱土般发展膨胀思想的压力。几乎所有夹杂冰渣的目光都融化了,似春汛一样包围你的是水蜜桃般饱满的笑容……”
然而,这种春光烂漫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94年早春,这个有着八十年代“改革孤岛”之称的新经济权贵,又一次被卷进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大论争。
在80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举世震惊的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这场争论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不仅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特区的成功,而且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之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说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其结果虽有一隅之发展,但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并且影响了全国的发展。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5:12 ]
这场大论争是由一个名叫胡鞍钢的人发动的。
胡并非无名之辈。他祖籍浙江省嘉善县,是一个穿梭在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冷面杀手,其经历和身份颇具传奇色彩: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热血青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双博士,中国科学院国情专家;一贯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普遍现象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全体常委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今天,我们很难断定胡将批判的矛头锁定深圳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在当时,这一点也是众口不一,说法百般。有人说,胡鞍钢是大陆第一个学术炒作大师,学术形象包装大师,他非常透彻地明白,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深圳是当时绝无仅有的一座注意力高峰。攻击深圳,就是攻击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眼球!无论胜败,皆可一举成名天下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发出讨伐檄文,既易取信于人,又无打压改革之虞。有人说,胡是一位个性极为张扬,思想极为独立,不媚权贵,敢于担当的汉子。他研究的课题一直是国家大势,深圳进入他的视野合情合理,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管怎么说,一个城市的命运沉浮与一个学者如同矛和盾一般,互相刺伤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5:54 ]
1994年3月14日,深圳成了一个欢庆的海洋。一个由国家十个部委组织,三十余个省市参加的取经考察团来了。鲜花如海,笑容如海。每个人的脸上荡漾着久违的灿烂的笑容。
在这样的气氛里,没有人预料到一场狂风暴雨已逼近。上午10点左右,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色彩。
胡鞍钢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这篇似乎在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的报告,刀口径直指向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3月28日,北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看完这份内参后,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胡鞍钢这一下子,算是像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
各省市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然而,令胡鞍钢意外的是,他排山倒海般的炮弹竟像是射进了汪洋大海,虽然掀起了波澜,却迅即化为无形。这多少让他感到泄气。
尤其是深圳的态度,一种高傲的、不屑的、无畏的冷漠,更激起了这个“文化杀手”的斗志。冷静下来后,胡鞍钢决定从长计议,从外围进攻,发动各省打一场包抄战,最终逼迫深圳表态。
在此后的半年里,胡鞍钢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并让它以在台下向中央“献策”的秘密传播方式,转为公之于天下争取舆论制高点大力支持的方式寻求破局,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取得支持。
在“特区不特论”内容变得日益充实、观点提纯得愈发尖锐、语言变得刀刀见血的当口,一个天赐之机蹑步而来。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6:18 ]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悄悄被请进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见机出手,断然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自然如胡鞍钢所料,“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据胡鞍钢后来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惟恐大火不燎燃,胡鞍钢10月又匆匆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这次他在上海作的经济报告的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所谓“老九”是指上海到了199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九。上海市的经济在80年代的确是每况愈下的局面。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是全国第一,到1992年则降至第九。这引起海内外不少人的议论。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

第三部分
1994:胡厉之争轰动海外(2)
胡鞍钢认为上海的财政贡献远远大于经济贡献。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
胡还用同样的原则进一步谈到上海浦东的开放。他说“浦东开发,也不等于就一定要搞优惠政策和区别性政策,开放和优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央在全国实行统一税制,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上海就会迅速地发展起来……邓小平说要把特区搞成开放的窗口,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要给特区以优惠政策或是一直优惠下去。”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6:37 ]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很显然,这样的观念触及了我们国家最为敏感的一个领域。
正因此,胡鞍钢的理论和地方领导人的情绪很快汇成一股潮流。胡本人则从此名声大振。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不过,为深圳不平而鸣者不乏其人。
1994年10月7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胡鞍钢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指出非但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应更“特”。不过,刘福垣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胡鞍钢本人,“用词委婉平和,一副理论探讨的温文尔雅”。
“学者们不论具有怎样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方法,但有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怕人家反对他们。只怕人家不理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胡鞍钢不仅不担心有人出来批驳他,而且很希望有人来批驳他。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机会闹得轰轰烈烈,他也才有可能不再寂寞。”一位洞悉这段论争的当事者后来分析说:“刘福垣的文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果然,1994年12月初,胡鞍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要“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福垣的论说。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利用一个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大约一个月后,也即1995年7月,胡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7:18 ]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厉有为“杀鸡用牛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争执的焦点,深圳就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
不过,第一个站出来驳斥胡鞍钢的,竟然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这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
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
厉有为重点谈到了深圳特区创建15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他专门为此向人们算了四笔账:
一是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
二是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
三是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说,湖南在深企业净资产已经超过30亿元。
四是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据几个省统计,目前在深圳的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厉有为是在告诉人们,中央政府对深圳特区的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一笔。
接着,厉有为话锋直指胡鞍钢,语言十分严厉地说道:
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边了。东北话叫“埋汰人”。
不过。胡鞍钢不这样认为。他迅速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予以回击。显然,他对争论的升级非常兴奋。这回,胡鞍钢放下最后一点客套,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深圳之“实践”,其语言的犀利程度,远在厉有为之上: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7:37 ]
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和公正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
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国内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
所谓“优惠政策”,并不是一纸空文,它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这相当于为某些地区提供一种特权垄断。有了特权和垄断,就有了高利润和垄断利润……以深圳为例,1993年该市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缴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缴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数比例为28%。这说明,深圳的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
深圳市领导人为了充分宣扬对国家的贡献,使用了“1∶500”的提法。“1∶500”的说法不仅过分夸张,而且把中央的记在自己身上。有“贪天之功”之嫌。众所周知,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从来都是中央专项收入,不是地方口袋里的钱。不仅深圳如此,上海也是如此。仅1992年,上海上交中央专项收入高达154亿元。这是中央的钱,怎么能算在深圳领导人的名下?怎么又敢以“1∶500”的惊人效益向海内外广泛宣传呢?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8:00 ]
第三部分
1994:胡厉之争轰动海外(3)
我从来没有主张“取消特区”,而是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大家都晓得,这是两个不同主张。
从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以及新税制。它的根本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赋”。这势必要触及特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搞统一税制还是继续沿用非统一税制由此引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特别是中央与特区的矛盾。如果“特区不特”仅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区领导人不会伤肝火的;如果这一主张变为一种政策,就不能不使他们大为恼怒。
可能是因为有了市委书记在前面打了头炮,再加上胡鞍钢的不依不饶(用《深圳特区报》编者按的话说是“由于某学者日前仍喋喋不休”),到了1995年秋天,双方几近刺刀见红。《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杜吉轩三人合写的《办特区是搞特权吗》、郑炎的《浅议学者与学棍》和吕延涛的《棍子向谁打来》等文章。这些文章的火药味一篇比一篇浓,和胡鞍钢的言辞一样,犀利有余,而风度则略显不足。
吕延涛的《棍子向谁打来》言辞尤甚: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反对继续办好特区,主张“特区不特”甚至要取消特区的论调却甚嚣尘上,与中央大唱反调,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某“著名学者”。此人不但利用国内各种讲坛,而且借助境外媒介,对特区和特区政策大肆攻击,并罗列了特区九大“罪状”。对特区大打棍子。
请看,明明特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和“排头兵”,他却说是搞“特权”,会阻挠和反对改革开放;明明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说是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明明特区政策是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他却说是少数人“通过经济寻租和政治寻租寻求垄断权和特权的结果”;特区的高速发展明明是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作出了贡献,他却说由于特区的发展把东西部差距拉大了,是一种危险。这位先生的一系列言论,到底是要反对什么,他的棍子打向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看过双方的这些文章之后,人们禁不住产生这样的担心:一场学术之争,会不会演变为一场政治批判?
就在这时,这场争论像是断了琴弦似地戛然而止。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8:21 ]
10月14日,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
这样,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这个争论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
关于制止这场争论的原因,有研究者说,“显然是由于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香港《明报》也用大字标题表明是“北京施压禁深圳传媒‘围剿’胡鞍钢”。人们由此猜测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像胡鞍钢这样一位学者如此大动干戈的做法欠妥,更何况当时胡鞍钢本人并不在国内;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争论的内容所涉及到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过于敏感。

第三部分
1997:围剿厉有为(1)
1996年11月20日,北京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正在中共中央党校省市领导班学习。头一天,有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参加校内的一场研讨会,还要发言。由于来不及准备,厉有为就抓上另外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论文草稿匆匆忙忙跑上了讲台……
厉有为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还进行了大胆的思考:“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能否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在研讨会一个星期后,厉有为突然发现这篇还在修改之中的文章,居然被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并以雷霆之势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倒厉风暴”。自己无形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宛如晴空一声霹雳,厉有为一下子蒙了。
置厉于政治死地的是一篇无作者署名的“万言书”。这篇附加厉有为的学习体会的文章,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借助国外势力首先在海外公开发起讨伐。
厉有为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靶子?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8:58 ]
厉有为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全力打击的靶子,不仅因为他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与他在所有制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有关。2003年10月23日,享有“民间焦点访谈”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李文凯写的标题为《厉有为的一小步》的述评。李文深刻地分析了厉有为为何要迈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大步”的“一小步”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左派”会恼羞成怒无法容忍他踏出这“一小步”。
1993年,厉有为就提出市场经济要建立五大体系,一年后,这个内容扩充为八大体系。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五大体系还是八大体系,厉有为当时都没有提到涉及所有制的体系。及至1996年深圳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形成,最为核心的却恰恰是这个敏感的“所有制体系”。
如此,便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直到“所有制体系”形成,深圳的市场经济才终于“摸着了石头过了河”。
而厉有为正好在这个时候写就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也就不仅仅只是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体会了,更多的,应该是实践的体会。作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指导者与全程亲历者,厉有为显然清楚地知道,改革正在过难关,而能不能过关,就在于所有制问题能不能得到突破。
厉有为焦虑的,还有深圳的成就与经验,是会得到肯定,还是会被否定?
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深圳与其他地区的差别。所以在他看来似乎只是基于实践而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小小一步”,结果会在北京遭到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
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本质上就是为市场经济而生的。此前的深圳,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也微乎其微,而且一开始就以学习香港的市场模式为导向,进驻这里的也大多是外资企业和有雄心壮志的中国民营企业。因而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深圳并不存在“转型”的问题。
但作为特区的深圳,至少没有像香港一样获得“一国两制”的待遇,许多的“新鲜事物”,迟早还是需要一个“说法”的。
这样一个说法,在1995年厉有为与学者胡鞍钢进行“深圳该不该继续特下去”的辩论之后,显得尤其急迫起来。也就是在这之后,深圳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方向,在此后一两年中已经非常明显。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9:21 ]
虽然深圳的国有经济基础并不强大,但深圳市委依照中央的精神,也曾提出过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采用当时全国通用的方案,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选取6家大型国有企业为重点,制定了一个“六大百亿集团”的目标。
但此后人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万科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民营经济转变之后,也开始崭露头角。
成立于1985年的中兴通讯公司,起初国有资产占绝对控股地位,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股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则是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了公众流通股,而且后者占到总股本的38%,国有股只具有相对控股的能力了。
厉有为的文章,正写成于中兴通讯改制的前夜。虽然两者并没有直接因果关联,但地方官员的自我理论思索与地方企业的自发改制,在这个时段如此丝丝相扣,反映的却是大势所趋。
对于厉有为来说,他不能接受“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之类的批评,他强烈地希望为股份化正名——“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这一点恰恰碰触了“左派”抵命死守的红线——所有制问题。
批判厉有为的文章,都会引用这样的数据:“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自1992年以来,每年以近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现已降到临界点(30%),甚至低于大张旗鼓搞私有化的俄罗斯(40%)。”因此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深入,使国有企业丧失了主导地位,外资和私营经济却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在改革中萌生。”
“大批判”“流产”之谜
对于厉有为这样的干部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着全局的走势。很快,各种声音汇集进了中南海。2002年,厉有为在对《深圳特区报》记者回忆道:“如果没有江总书记,胡锦涛校长的支持,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说,厉有为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关心政治风向的人便确信:对于厉有为的“大批判”“流产”了。因为极“左”派精心酝酿的第二波“口诛笔伐”迟迟没有出现。相反,在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中国经济时报》还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7:59:50 ]
第三部分
1997:围剿厉有为(2)
专访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栏题下面,令人一望而知厉有为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的代表。
这是厉有为自年初以来第一次公开回答对他的“批判”。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事情的关键更在于,如若不是对这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具有透彻的理解,乃至自信掌握了其中最微妙也最有利的时机,北京的报纸断不敢给厉有为提供“反击”的机会。这表明厉有为已经渡过了这一次危机。
《中国经济时报》的这次专访,甚至为厉有为提供了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而厉有为在陈述了他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现在看,那篇毕业论文基本符合江总书记‘5·29’讲话精神。”
迄9月3日为止,除了厉有为本人,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说厉有为的观点是同党中央的理论或者同江泽民的讲话相一致的。
在中共十五大闭幕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发现,厉有为并没有像批判他的那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像在党的十四大上一样,厉有为在十五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98
“中国第一名誉侵权案”
1997年4月,一家叫“泰明国贸”的“财团”在深圳各大媒体刊发了一则广告:“本公司斥资近十亿元创立了总面积近28000平方米的一流超巨型购物天堂——泰明国贸广场向外招租。”这家公司向租户承诺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起每平方米月租100元。如此疯狂的跳水价,仅相当于同一地段旺铺租价的十分之一。
在千人通宵排队抢租的洪流中,一位商人突然发现,这家商场的主要招租人竟是在广州、深圳两地劣迹斑斑、赫赫有名的诈骗高手谢锦福和蒋良荣!他急忙向罗湖区消委会作了举报。
事态紧迫,罗湖区消委会的市长联络员杨剑昌迅即报告深圳市委、市政府信访部门。此事尚未公开,1997年8月中旬,由谢锦福、蒋良荣等人同时策划的“泰明国贸商场招租”、宝华楼招租、粤民百货事件终于爆发。先后有200多名消费者投诉“粤民百货”、80多名租户投诉“泰明国贸”欺诈行为。
杨剑昌再也按捺不住。经过一个星期的深入调查,他连夜写了一份《关于深圳泰明国贸商场极大欺诈案调查报告》,交给了深圳市五套班子。
调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泰明”与其控股的“粤民百货”共涉嫌欺骗钱财1-2亿元之巨。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0:36 ]
奇怪的是,“泰明国贸”的后台老板彭海怀一伙很快就拿到杨给市里写的报告。这些人一方面通过关系向杨剑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托人传话,说只要杨不再写报告、搞调查,愿意给500万元钱。杨严辞拒绝。
1997年9月,深圳市公安局对“泰明国贸”调查后,得出“泰明国贸商场的行为尚不构成诈骗犯罪”;同期,《中国信息报》根据杨提供的材料,发表了题为《触目惊心:深圳一则广告骗亿元》的文章。
1998年2月18日,“泰明”既不告报社,也不告消委会,而是“志在必得”地将杨剑昌个人告上法庭。
1998年9月11日,深圳市中院一审驳回原告“泰明”起诉。一审认定杨剑昌的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并查明原告“泰明”公司虚假验资和虚假注册资本的事实。此时媒体一片欢呼。但彭似乎很有把握,当即表示要上诉。
1998年11月,杨剑昌的调查取得重大进展:彭的11家公司无注册资金、无经营活动场地、无营业收入,却互为股东、相互担保。杨向深圳市工商局打了报告,市工商局当即成立了项目组。当年12月,深圳市工商局的人员到彭海怀的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时,发现了21家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放在同一个抽屉里,这是彭开皮包公司最有力的证据。这时,数十名不明身份的人聚集现场,以种种方式威胁执法人员。一直还在电话中自称人在香港的彭海怀,突然带着一批保安赶到现场,对着工商局的人说:“你们无权调查,我刚和省领导某某吃过饭,谁查我,我就让你们陷进去!”
后来,彭海怀以省政协委员的名义,联络了几个港澳人士和政协委员,控告“深圳工商部门例行检查为名,刁难迫害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这些材料不断寄到中央、省、市的有关部门。工商部门的调查工作一度中断。
让人难以置信的事终于发生了。1999年5月1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了市中院的一审判决,认为一审主要事实不清楚,裁定发回重审。
1999年6月下旬,彭海怀、彭海生及几名干将携款潜逃,所有谎言不攻自破。
2001年1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杨剑昌胜诉。
这宗震慑中外的惊天大案,这场耗时三年的旷世诉讼,最终戏剧性地悄然收场。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1:05 ]
彭海怀究竟有什么特殊的身世?
从某个角度来说,“泰明事件”其实是两位老乡的正义与邪恶之争。彭海怀祖籍广东省紫金县,杨剑昌祖籍龙川县,如今统属河源市。因此,这位“红商巨骗”在被有着“布衣青天”之誉的杨剑昌查处初期,一度满不在乎。在他看来,客家人是中国最重老乡关系的,只要使出老乡情谊、金钱、女色三大法宝,杨剑昌自然会俯首帖耳。
1998年,彭海怀托深圳一家银行的一位行长老乡向杨剑昌求情,谑称:算命先生说,他家的祖坟被人坏了风水,因此有人要害他,请你念在老乡情分上放他一马……行长说只要杨剑昌收手,彭海怀就送他500万元。
那位被在深圳的河源老乡尊称为“大哥大”的说客万万没想到,杨剑昌如此不给面子,竟然指着他的鼻子拍桌大怒:“他彭海怀的钱就是堆得像地王大厦一样高,也休想让我动摇一分!”
彭海怀闻言也勃然大怒,发誓要为乡亲们“除害”。他先向黑道传话要花2000万元雇凶取杨剑昌的颈上头,继而在几位法学硕士、大学老师的精心策划下,把这位“不懂味”的老乡三次打进医院,八次推向被告席,最后索赔1700万名誉损失天价。
“泰明事件”由此惊震海内外。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不仅单枪匹马代表正义一方舍身护法的是一个因忧国忧民而丢了10余次饭碗、被金钱、权势放逐的民工,代表邪恶一方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个表面不可一世的国际集团总裁,其实也只是一个高中文化被单位除名的平民子弟。尽管他从有关银行骗贷了26个亿,尽管他的名下挂着26个所谓的威震一方的大公司。
据由曾培新著、群众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布衣青天杨剑昌》一书介绍,彭海怀60年代随父母从紫金迁居海南。80年代初,彭氏夫妇举家到了深圳。彭氏父母均是靠工资养家口的普通职工。80年代中,彭氏兄弟高中毕业后先后进了深圳市工商银行下属的一个支行工作。彭海怀还很快从普通业务员擢升为信贷科长。由于许多放贷业务出现问题,账目又不清,1990年彭海怀被银行除名;第二年,与他在同一家银行同一科室工作的弟弟彭海生也被开除出单位。从此兄弟俩联手浪迹于深圳。
30岁哪来的数十亿身家?
从一介无业游民变为国际大亨,彭海怀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从几乎一无所有到闯下数十亿身家,彭海怀仅仅投资了不到1000元人民币。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1:29 ]
第三部分
1997:围剿厉有为(3)
1990年,彭海怀开始闯荡香港,周游列国。在海外的两年里,彭海怀花了400元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没有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玻利维亚人。利用这个身份,彭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岛上,用100美金注册了一个公司。回到香港,他又想法弄了个“绿卡”,用500元港币注册了一个“香港泰明国际投资控股公司”,自任董事局主席。
作为一个在海外四处被人瞧不起的“三等公民”,彭海怀心知肚明,要想实现自己亿万大亨的美梦,惟有一个去处——深圳。
1993年,彭海怀以“泰明国际控股董事局主席”的身份回到了深圳。许多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老乡都以为这位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这两年在香港、在国外发了大财。
彭海怀在尝试了几次小诈小骗后,终于忍不住迈出了惊世诈骗的关键一步。
1997年,彭海怀以自己为法人代表的香港恒基企业有限公司,与以弟弟彭海生为法人代表在深圳虚假注资1000万美元的盛平实业发展公司,签订了一个进口十几亿元大理石的外贸合同,并用假报关单、提货单,申请了信用证,然后用信用证向深圳某银行骗取贷款4299万美元。此次战役,顿让他跃进了亿万大亨的行列。
彭海怀并没打算进口一块大理石。他也不会拿着这4000多万美元贷款去投资实业。但彭海怀收买了六七位记者,在深圳权威媒体的重要版面,发表广告软文将其吹捧为“中国建筑市场最大的大理石供应商”。深圳某报说:“他们从意大利引进了数台最先进的石材切割机,每台上千万元人民币。直接从国外进口优良的石头,这些石头最大的可高三四米、宽七八米,像一间小房子。”“1996年,这些已销售到国内各地的优质石材,为他带来了十几个亿的产值,而两三年来,石材为他带来利润已达几个亿。”这项子虚乌有的买卖,这些将牛皮吹上天的报道,一下子使彭氏兄弟身价亿万,一下子使彭氏兄弟成了万人景仰的亿万富翁。
彭氏兄弟从此开始了一连串肆无忌惮的诈骗活动。他们以金钱开路,以虚假资料、证件、验资报告,先后注册了27家系列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注册资金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他们利用这些公司虚假的验资报告,用连环担保的手法,大肆向国家银行、国外银行疯狂贷款,几年间便骗得国内外银行贷款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亿元。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1:48 ]
第三部分
1999(1)
在我的记忆中,1999年的秋天是深圳九十年代最后一个丰饶的秋天。
此时,这座城市的保险业与证券业正在全国卷起一场迅猛的狂飙,举目四顾,五分天下深圳独占其三。尤让人艳羡的是,治下的5家财险公司和3家寿险公司不仅实现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全国第一的奇迹,还缔造了年总收入35.07亿元的神话。这一足以傲视群雄的成绩直逼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水平。由于
“5·19”大牛市的顶托,深圳新股一日数发,如水银泻地一般,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吸盘疯狂地吸引了国内外资金。仅每月平均冻结的新股申购资金就达3000亿元,令人难以想象。这些奔腾呼啸的资金不但让深圳证券业泡在幸福的海洋里,还催生了其他产业的新一轮大发展格局。
今天看来,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深圳恰恰忘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得意忘形之余,焉能冷静地去咀嚼一场迫在眉睫的灾变。我们遗憾地发现,就在深圳自恃财势雄厚、富可敌国、一项又一项桂冠加身的时候,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己卯之变”悄悄地展开了它灰暗的翅膀。
数年后,一位主掌经济大舵的副市长在反思深圳江湖地位日衰、被上海大步跨越的节点时认为,深圳败落首先应该归咎于金融业的江河日下。金融业由强势陡转为弱势,则始于“己卯之变”。
为了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加强监管与独立性,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大区行改革,省级分行体系被9个大区分行、2个管理部和21个地方监管办取而代之。深圳分行因此被强行划为广州分行下属的中心支行。
如此改革让夹在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华南金融中心广州之间、却野心勃勃窥视天下的深圳实在无法理解。1999年,深圳市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558.99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四位;贷款余1848.16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外汇存贷款余额分别为76.31亿美元和65亿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五位;黄金饰品产值、产量占全国60%以上,深圳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全国主要金融机构都在深圳设有分支机构;金融市场体系、专业监管体系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已基本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初步确立……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2:23 ]
如此显赫的贡献、实力令深圳足以笑傲天下。这与今天中央给于深圳人民银行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一贯被中央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的特区人一霎间百般委屈直冲心头,甚至觉得大受羞辱。首任深圳中心支行行长马经在内部中层干部会上不无调侃地说:“即使是变成派出所,该管的还要管好。”但四家外资银行却一叶知秋,从深圳金融地位的陡变中,敏感地察觉出一场大风暴来临前的异常,悄然撤出深圳。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在深圳金融业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千军的首脑意义,早期曾全面监管深圳的金融业,包括证券、保险在内。这一次王旗变幻,不由使人想起1985年因国家缩减基建规模,其办公大楼被拦腰砍掉一半,落得此后十数年栖身在周围高楼大厦的脚下的命运。
但在整个深圳都处在激进洪流的1999年,几乎没人察觉出这场变化中所蕴含的危险和随之而来的金融格局重新大洗牌,深圳太自信了——它确实有着太多自信的理由。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就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金融业不仅一直是深圳经济的一根台柱,还是一根护驾远航的定海神针。
特区建设初期,几乎是在一张白纸基础上起步的深圳经济特区受到了资金匮乏的制约:全市仅有8个银行网点,百来家信用社散落在偏远的自然村落间;全部存款余额仅1.01亿元,少量的居民储蓄和来自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汇款成了深圳金融业主要的资金来源。建设资金紧缺,成为制约特区建设的“瓶颈”。
金融业扛起了突破资金“瓶颈”的历史重担。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和经济史上的一百多项“第一”。
20年来,深圳金融业不但成为特区经济建设的开路先锋,而且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和发展的先锋,其贡献不可谓不卓越,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2000年10月,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突然下发文件,责令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新股发行及上市立即停止。这个消息犹如一场金融寒流席卷鹏城,令深圳不寒而栗。
新股停发的消极作用立竿见影,且影响之大、之远、之广,令深圳口瞪目呆。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2:55 ]
首先,新股申购资金冻结的利息收入骤然蒸发。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大量资金决然做出了新的选择,掉头而去,源源北流上海。“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的20个月中,按照0.5的比例估算,深市平均流失冻结资金数量最高达到4500亿元以上,最少也有1660亿元,平均每个月流失冻结资金数量则为2830亿元之巨。”因此,就像《南方周末》记者夏英描述的那样,“就像水汽蒸发带走大量的热量一样,深圳感受到了寒冷。证券界的人士打着哆嗦,计算着寒流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是一级市场筹资功能丧失,深圳市场募集资金能力受到了极力打压,深圳证券市场十余年里积累的先发优势一夜之间丧尽,往昔呼风唤雨的情景不再,由二雄并立,迅速彻底地输给了上海。旋踵,资金又再辟新道,从二级市场哗哗地流出。深圳市场交易量不仅停滞不前,还大步倒退。
停发新股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发酵,基金业纷纷开始抛弃养育、扶持它们长大成人的母土深圳,潜入上海寻求发展。到2002年底,深圳现有10家基金公司,虽然在数量上仍然领先于上海的9家,但这10家基金公司全是2001年前在深圳设立的,2001年后设立的基金公司除一家落户广州外,其余全部落户上海。
至此,深圳证券业从繁华似锦的春天,走到了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寒冬。
一方是节节胜利,且高喊誓将余勇杀敌寇;一方虽然步步败北,却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大义捍卫作为一个改革浴血先锋的尊严和风范。
“己卯之变”把深沪之争真正推向了白热化。
深圳与上海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深圳一夜蹿红后风头世无其二,完完整整地把握了中国改革的10年话语权。上海身居闹市,冷眼旁观,不发一言,可谓相安无事。九十年代,这位从30年代就创下远东第一大国际都会招牌的老贵族,这位从来没有任何城市敢摄其锋芒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经过十年的反复计算,高调加入改革合唱中,并猛然发力,与深圳短兵相接——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没有“出生证”的情况下,生米煮成熟饭,领先上海证券交易18天营业,抢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名头。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3:32 ]
第三部分
1999(2)
这次开业之争打响了两个交易所全面竞争的第一枪,拉开了其后长达十年的竞争序幕。
从1990年至2000年,两座城市在攻防中各有得有失。1990年-1995年,上海略占上风,1996年8月开始,深交所成交额全面超过上交所,并以174.92%的涨幅登上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不但称雄于国内股市,而且以最大成长幅度笑傲全球!这个时期不但是深圳证券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深圳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这个时期,也使“老大”上海英雄气短,耿耿于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1月。1997年,深圳已有9家综合类证券公司,占全国总数的1/5多,证券经营机构202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5家,占全国总数的40%,其资产规模达到180亿元,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为全国证券投资基金最集中的城市;这时,中国证监会受命直接介入深沪之争,决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而是定下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上交所终于缓过气来,并于1998年6月压住了深交所。
1999年,风险投资概念火爆全球,纳斯达克市场疯狂上涨,开始创造“一夜暴富”的资本神话,为此上海、深圳为“创业板”展开新的一轮逐鹿:两个城市不断请专家论证自己更有资格设置“二板市场”。2000年5月,中国证监会宣布深圳胜出。但这个胜利更让人惴惴不安,业内人士普遍担心,深圳取得创业板资格,很可能是对未来把深圳主板并入上海的一个补偿。果不其然,7月里传出了深交所即将并入上交所的传闻。这种传闻从1997年以来一直就有,但这次似乎是真的:统一的结算中心在上海成立,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也有这种表示。
经过10年的发展,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5%左右,而金融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却不可等闲视之,另外深圳金融业的利润占全国四分之一弱,而上海则为四分之一强。如果深圳的主板市场迁往上海,那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流失,直接动摇深圳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而且还将影响到特区二十年来的经济成就,即使有创业板但因在初创之时也难有规模和作用,因此深圳经济可能就此一蹶不振!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3:58 ]
2000年的夏天是深圳市最难熬的一个夏天。据说,深圳市主要领导都在北京“陈情”,力陈撤销主板对深圳经济的利害关系。最终,深圳艰难地取得了主板暂时不并往上海的承诺,但也付出了代价,即深圳证券交易所从2000年9月开始不再发行新股。2000年,反映深市规模的总市值、流通市值、上市公司家数等主要指标均呈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深圳传出了招行、平保、华为、中兴等在全球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经济杠杆性企业,暗暗迁走上海的消息。
由于深圳不发行新股,且深沪两个交易所水流千遭归大海,最终要合二为一,其竞争也就不再有意义。十年的恩怨情仇化为烟云。
这场金融话语权、经济主导权之争以深圳败退告结。
从主板、创业板、黄金交易所到基金中心、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深圳在各项竞争中的对手几乎都是上海,而且最后几乎都是上海胜出。为什么总是上海与深圳为敌?为什么受伤的又总是深圳?
对这个问题,有不少人认为中央在政策上“偏袒”上海,“打压”深圳。
著名网上评论家呙中校在其轰动朝野的《深圳,你被谁抛弃》中,这样写道:
深圳的成功,究其本质是作为经济特区的成功。作为经济特区,其本质就是承担“试验田”的作用,“试验”成功后就应该战略转移,推动全国经济全面发展。对于后一个功能,深圳是没有能力完成的,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上海“老大哥”。
上海处于沿江、沿海的节点上,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支点,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央给予上海浦东比特区还特的优惠政策,就是为了振兴上海,并以此带动沿江以至全国的发展。可见,其他地区和城市不可能有上海这样的战略地位,也不可能获得类似的优惠政策。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上,深圳与上海不是宿敌,而是“探路者”与“修路者”的分工,是“先锋”与“主将”的关系,二者的地位与作用不可相互替代。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4:21 ]
作为一个城市,深圳的弱势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毗邻香港,临近广州。毗邻香港是深圳的最大优势,但那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地位而言的。而当现在深圳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城市时,无论从深圳与香港的竞争看,还是从深圳与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来说,香港俨然成为这个城市最大的弱势。搞证券市场是这样,竞争黄金交易所时也是这样,试从长远想一想,中国在华南已经拥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时,还有必要在其旁边建设证券交易中心、黄金交易中心吗?
难道这就是深圳的宿命?

第三部分
2000:王炬覆灭
董日臣的两句谒语
1998年10月20日,年届59岁的董日臣被免去了市住宅局副局长、房改办副主任、四人党组成员之一的系列职务,只留下非行政职务的深圳物业管理进修学院院长一职。这位“深圳房改第一人”,面对我的采访潸然说了两句偈语。
一句是:“历史不是衣服,而是肤色,长在身上,谁也脱不掉。”
另一句是:“王炬不没,天理不容!”
董日臣的话,在我心中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此前,一家知名媒体对深圳万名转业工程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1.写出你心目中15年来对深圳贡献最大的战友。
2.请写出你心目中15年来自己最崇拜的战友。
3.你认为谁最能代表两万转业工程兵的形象?
王炬以令人瞠目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有人说,你随便在大街上拦住一位转业工程兵,问他,王炬是谁。他会拍着胸膛,说出一串关于这位前英雄团长的铁血传奇。
作为两万转业工程兵中一颗权势最大、威望最高、最光彩照人的巨星,王炬的仕途一直非常顺畅。王炬,1983年任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深圳临时指挥所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副师级),后任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公司副经理、深圳市基建办公室主任。1987年-1995年先后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国土局局长、建设局局长、市长助理兼福田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龙岗区委书记。1993年-1995年任深圳市委常委。1995年5月起任深圳市副市长、党组成员。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5:08 ]
王炬之罪
董日臣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底。从1998年10月开始,每逢面对王炬,我脑海里总无由地浮现出一张悲愤的大国字脸。看着王炬龙行虎步,一直稳如泰山,我甚至有过怀疑黯然离职、已回家研究孔子的董日臣,这位被《人民日报》赞许为硬汉的老人,是不是在我面前对老领导泄私愤呢?
2000年初,在权势之巅傲然临风的王炬,惊恐地发现他脚下的地盘开始一点一点地塌陷。一些知情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位长期主掌国土、规划、城建的副市长的危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危机会爆发得那么突然和猛烈。
这年的6月,王炬被当选为深圳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还没来得及充分咀嚼最后一道政治大餐,就被中纪委“双规”。
中纪委联同广东省纪委查明——
自1993年以来,王炬利用职务先后涉嫌收受贿金140.6万元,收受礼金折合人民币10.7万元。有关部门还查扣了王炬转移的现金、存款合计人民币350多万元。
王炬的女儿王涛、女婿冼伟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温莎广场”,按规定应交地价款1.5亿多元。1997年底,王炬指使深圳市国土规划局副局长庞成鸿将不属旧城改造范围的“温莎广场”项目按协议地价办理减免手续,核定地价仅为2760.77万元,少交1.2亿多元。
在1996年至2000年间,王炬利用分管城建、国土的权力和影响,批示深圳市国土规划局等单位为其女儿王涛、女婿冼伟介绍的6家公司办理房地产开发手续和减免地价,王、冼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250万元、港币680万元,并以借款为名向有关当事人索取人民币1860万元、港币1000万元。此外,王涛、冼伟还为房地产商许某、张某等人办理房地产项目转让和地价减免手续,从中收受“好处费”港币500万元、人民币1300万元,并以借款为名向有关当事人索取人民币2300万元、港币200万元。
王炬一案牵连甚广,立案查处32人,其中涉及省内外厅(局)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10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
是谁“操纵”了王炬?
究竟是谁“操纵”了这位功高位重的副市长?至今这仍是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6:02 ]
许多人在谈到王炬的时候,心情颇为复杂。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其实王炬对深圳市建设及房地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正是他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才能将那么多的基建工程兵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组织起来,开发深圳这片热土,他们创造了历史”。
但是历史也没有亏待他们。在期刊界有“中国第一焦点访谈”之称的《南风窗》,在反思“王炬现象”时,突然剑走偏锋,出人意外地发表了一篇激起国人巨大反响的“警世恒言”——《告别王炬,真的这么容易吗?》。
文章指出,“这些做出特殊贡献的基建兵后来大都充实到了建设主管部门(单位)和建设控股系统及其他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这些企业和政府又有割舍不断的关系。政府曾经划拨某一地块由他们自己经营开发,如长城公司开发白沙岭、天健公司开发景田片区、华侨城集团开发华侨城片区,其集团主席任克雷曾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在王炬事件中落马的李育国、马恭元就是这样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利用的就是这种优越的地位来聚敛财富。而他们与一直主管或分管城建和国土工作的王炬之间的关系就越陷越深”。
作者认为,是那些曾经做出特殊贡献但又滥用这种贡献的人们,凭借着那种曾经辉煌但已蜕化变质的旧体制所提供的巨大权力、资源和财富,推搡着被转业工程兵视为教主的王炬,渐行渐远,最终堕入魔境。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王炬为什么几乎不受任何节制就能轻易地实现自己骇人的贪欲?
王炬之变,非一朝一夕。为什么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竟能隐而不发,难道仅仅归罪于其手法巧妙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所致?
深圳在1987年12月1日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但让人触目惊心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87年到1999年,全市利用拍卖和招标两个方式一共才卖出了80多块地,出让面积为80万平方米左右。而每年协议出让面积是100多万平方米,两者之比是1:100!1995年、1996年还一度终止了土地拍卖。1997年连一次招标或拍卖都没有。1998年当深圳市通过卖地赚了108个亿的时候,许多城市都有点眼红。但这一年仅有的两次招标和两次拍卖,一共只有3.3亿元。可以说1999年之前,90%的土地实行的都是非市场价格的协议出让。
引用 鲲鹏展翅
[ 2006-06-29 18:06:15 ]
协议出让的价格带有很大的计划性,不仅难以真实反映出土地的市场价值,而且计划性也就意味着很强的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协议出让”事实上充当了一个个暴富神话的水源。这种制度本身暗含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十多年来,这个黑洞以合理的形式鲸吞了近乎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
作为一个“总计划师”,王炬实质上扮演着看护和垄断分配暴富水源这样一个角色。看着天下攘攘,逐利而来的盛大情景,看着滚滚如长江水的金钱汹涌而来,在缺乏强力机构制衡的情况下,要让一个人十天不动心尚可,要让一个有着正常的七情六欲的男人10年不生邪念,简直是一件荒谬到极点的残酷!
王炬的堕落与覆灭,无疑是这样一种大有“操纵”空间的体制的必然产物。
王炬往矣。我们今天悚然的是,为什么要在长达10多年里保护这样一种体制或类似体制的存在?那些近乎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究竟被谁“合理”地鲸吞了?
引用 日胜
[ 2008-05-25 20:17:55 ]
“作者认为,是那些曾经做出特殊贡献但又滥用这种贡献的人们,凭借着那种曾经辉煌但已蜕化变质的旧体制所提供的巨大权力、资源和财富,推搡着被转业工程兵视为教主的王炬,渐行渐远,最终堕入魔境”。
我不同意这段话,事实上,昔日作出特殊贡献的工程兵们,今天绝大多数仍然过着极清贫的生活,甚至是有户籍的深圳人当中最贫穷的一群。
引用 赵青龙
[ 2014-10-19 16:59:47 ]
回顾过去,记住艰辛,缅怀英雄,激情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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