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2006-10-12 11:18:43 | 作者: 鲲鹏展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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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作者:侯军

2003年05月10日 01:51 深圳商报


【扉页故事】我对池田大作感兴趣是因为他擅长写对话。1986年,我读到了他与英国史学泰斗阿诺尔德·汤因比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1988年,我读到了他与意大利有名的罗马俱乐部会长、经济学家奥锐里欧·贝恰的对话录《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到了90年代,我又读到了他与中国著名武侠小说大师、史学家兼报人金庸先生的对话《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可以说,专以对话这种文体而言,池田大作无疑是一个不懈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的诸多社会理想、宗教观念、人文关怀以及审美趣味,大部分是通过对话这种形式来表达的。作为一个著名的日本社会活动家、宗教和文化学者,池田大作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他擅长对话的成功。

1994年初,深圳大学邀请池田大作先生来深演讲,并授予他名誉教授的学衔。当时,我所供职的报社就把这个采访任务派给了我。那次池田大作在深圳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实际可利用的采访时间和机会很少,要想单独采访更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在他演讲开始之前的那次短暂的记者见面会上,得到了一个提问的机会。我当时好像是问了一个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这问题其实也是从他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引伸出来的。池田大作先生对此有些惊奇,他很认真地做了回答,并且特意对我的提问表示了甚为得体的欣赏。只是限于时间,他说他无法展开论述,希望日后有机会再与深圳的朋友们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故事就发生在那次见面会后:当池田先生走上讲台开始演讲的时候,忽然有一位随行担任翻译的中国学者来到台下的记者席,他是来找我的。他客气地说刚才你的提问很有水准,连池田先生都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在深圳会有人关注这类文化问题。他问我何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我对池田先生的“阅读经历”以及我与诸多学者已经和正在进行的系列对话,他说那就不奇怪了。就在那一刻,我忽然记起近日“恶补”所用的几本书,恰好就装在我的书包里,何不近水楼台,请池田大作先生签名留念呢?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那位翻译,他说他可以在会后请示一下池田先生,叫我散会后等他一下。散会了,他急匆匆地跑上台去,不一会儿就转了回来,说池田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他马上要去参加市政府举办的晚宴,已经上车出发了。他让我把书带给他,晚上签好之后再设法送还给我。我随即把包里的三本池田大作的书交给了这位热心的同胞。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报社加班,除了要写池田大作来访的稿件之外,还要审阅明天见报的文艺版大样。大约八点左右吧,楼下的总编室打来电话,说有两个日本人来给我送东西,让他们放在楼下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一定要亲自交给我本人。我连忙请他们上来。几分钟后,只见两位西装革履的日本中年人找上楼来,其中一位的手里还拿着一张我的名片。我迎上去跟他们搭话,那位拿名片的会几句简单的中文,他先是认真地对我“验明正身”,确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才借助手势比划着告诉我说,池田先生利用晚宴的间隙已经把三本书都签好了,本来是让那个翻译送来的,可是池田先生又离不开他,就让我们俩专程给您送来。接着就介绍那位不会讲中文的先生,是日本创价学会本部的什么部长,而他本人则是创价学会驻香港的负责人。该说的都说完了,才郑重其事地从一个精致的纸袋子中,取出那三本池田大作的书,一本本展示给我看:这一本是用中文签的,那一本是用英文签的,还有一本是竖着签的,统统地签上日期,统统地盖了印章,还统统地垫上了衬纸……

好家伙,日本人的那个认真劲儿啊,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展示完了,又叽哩哇啦说了一通日语,我以为这就算“礼毕”了,谁知人家又拿出一个精致的纸袋子,双手捧献给我,我赶忙接了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印刷精美的摄影集,作者正是池田大作———这是池田先生回赠给我的礼物,这倒使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感动。

池田先生的摄影集,1993年由日本“第三文明社”出版,明确标注是非卖品,扉页上揿一朱文大印,印文四字:“创价元朝”,书名更是意味深长:《为21世纪而对话》。

池田大作回赠给作者的摄影集———《为21世纪而对话》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版
专题代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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